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我知道他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也在上
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并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听说他暑假回
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草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
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钰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
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
祖父借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
②《革命逸史》第一辑143页。
③胡适一九○四年入上海中国公学求学。他到过我家苏州寓所，只是我没见过。他
《四十自述》中提到他的老师杨志洵（景苏）先生是我父亲的族叔亦好友。
我大姐说，父亲一九○六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簿，他一九○
六年九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一九○七年七月毕业，寄寓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
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授学位；
考入研究科，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
父亲告诉我，他初到美国，住在校长（不知什么学校）家里学习英语，同住宿的还
有几个美国青年。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类），同学不敢回答，特
地问得校长准许，才敢教他。
父亲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我只偶尔拣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业大学一九○九
——一九一○年的注册证。倒是钟书告诉我：“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
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CodeofJapan）。”我只记得大姐
讲，父亲归国途中游历欧洲其它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我问钟书：“你怎么
会知道？”钟书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
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我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
学的李又安（Adele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她回信，钟书一点也
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承她还为我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
（DraperLewis）教授写的序文。据那张注册证，他是当时的法学院长。全书三百十九
页，我父亲离校后一九一一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
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
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我最感亲切的是
卢易士先生形容我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
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则，确切地表达出来。”我想这是用
很客气的话，说我父亲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我猜想，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
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
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
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
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父
亲和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
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
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
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我也从
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
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
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钟书看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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