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留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
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
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
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
我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当律师仍
是为糊口计。我是第四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六人，上面还有祖母。父亲有个大哥在武
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
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启
明女校读书，三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两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供给。我有个叔
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
三
据我大姐讲，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斥他不规规矩矩
坐着，却跷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跷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
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跷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
律帅。不久，由张謇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
我父母亲带了我们姊妹，又添了一个弟弟，搬到苏州。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
钟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
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我
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
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
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宣称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之内
阁”。当时名记者黄远庸在《记新内阁》（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一文①里说：“有拟
杨荫杭（即老圃者）［长司］法部者，此语亦大似商量饭菜单时语及园圃中绝异之新蔬，
虽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即长法部，识者谓次长一席终须此圃。此圃方为
江苏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佳耶，抑上此台盘佳也。”显然我父亲是啃“老菜根”而不
上“台盘”的。
①全文见《远生遗著》——民国九年（一九二○）版第三册189—193页。这是钟书
提供的资料。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
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
断。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恶霸杀人不当一回事，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
映光（就是“本省长向不吃饭”的那一位），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都
回护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当于臬台，
通称“三大宪”；臬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宪”，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治之下。可是
据当时的宪法，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司法。这就造成僵局，三权分立而分裂—
—至少分裂为二。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一九一五
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
我曾听到父母闲话的时候，惊诧那些走门路的人无孔不入，无缝不钻。我外祖父偶
从无锡到杭州探望女儿，立刻就被包围了。我的外祖父是个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
听了谁的调唆，向我父亲说了什么话。我父亲不便得罪老丈人，只默不作声。外祖父后
来悄悄问我母亲：“怎么回事？三拳打不出他一个闷屁？”这句话成了父母常引用的
“典故”。
我父亲去世以后，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叶景葵先生在上海，郑重其事地召了父亲的子
女讲这件恶霸判处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讲的相同，不过他着重说，那恶霸向来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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