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乡民，依仗官方的势力横行乡里；判处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说：“你们老人家大概不
和你们讲吧？我的同乡父老至今感戴他。你们老人家的为人，做儿女的应该知道。”
屈映光有个秘书屈伯刚先生，上海孤岛时期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教授，也在振华女
中（沪校）兼课，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苏州人，一次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唔笃老太
爷直头硬！嗐，直头硬个！”我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可是没讲自己如何“硬”，
只感叹说：“朝里无人莫做官。”屈映光晋见袁世凯，告了我父亲一状，说“此人顽固
不灵，难与共事”。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长张一(鹿各)（仲仁）先和恰巧是我父亲在北洋
大学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亲没吃大亏。我父亲告诉我说，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
四字，他就调到北京。
我问父亲：“那坏人后来就放了吗？”父亲说：“地方厅长张XX（我忘了名字）
是我用的人。案子发回重审，他维持原判。”父亲想起这事，笑着把拳头一攒说：“这
是我最得意的事！”
“坏人就杀了？”
父亲摇头说：“关了几时，总统大赦，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我暗想，这还
有什么时得意的呢？证明自己判决得不错？证明自己用的人不错？这些笨话我都没问，
慢慢地自己也领会了。
地方厅长张光生所受的威胁利诱，不会比我父亲所受的轻。当时实行的是“四级三
审”制。每个案件经过三审就定案。到高等厅已是第二审，发回重审就是第三审，不能
再向大理院上诉。凶犯家属肯定对地方厅长狠加压力。高等厅长已调任，地方厅长如果
不屈从当地权势，当然得丢官。张先生维持原判，足见为正义、为公道个计较个人利害
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报上宣扬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还不
知有多少，就记起父亲一攒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虽然我常在疑虑，甚
至悲观。
我想，父亲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他
准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了。他的“顽固不
灵”，不论在杭州，在北京，都会遭到官场的“难与共事”。我记得父母讲到扣押了那
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回忆说：“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
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褫职查办”严重，
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①
①据民初司法惩戒处分，停职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并停止俸给。
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马夫、小马夫也
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
我父亲在大暑天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
大约一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赯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白。父亲对植物学深
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看狮子老虎，父亲总一人到植物
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
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如茄
科、菊科、蔷薇科等）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多年后，我又看到过那些
标本。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儿
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
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踩扁，用
绳子紧紧捆住。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
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父亲有闲暇做植物标本，想必是在停职期间。
我家租住陈璧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我那年拣桃核的时候，三姐对
我说：“别拣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
母亲的行李限得很严，桃核只能拣最圆整的带几颗。我着急说：“那么我的泥刻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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