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说泥刻子南边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
的网篮，便偷偷儿撒了两把桃核进去，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从不出游的母亲游
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绢制的
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
据我国近代史料①许世英受贿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
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
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
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
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百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
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议。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一九一七年到
一九一九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一九一九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
职照准②。
①陶菊隐《北京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第111页（一九五七年三联版）；《中
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二十辑第75页（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版）。
②范旭仑君寄我一九二○年五月间上海《申报》《杨荫杭律师启事》一则，说：
“阅报得知”辞职获准，现重操律师旧业。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级。忽有一天清早，我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
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她给我捎句话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
很怅然。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
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
戚末了一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呕吐，弱得可怜。
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其实我在北京
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后我家迁居苏州，又迁居杭州，又回到北京，这次又回南，
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验了。
几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她们寄宿学校，只暑
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两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
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姊妹俩想家得厉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伤寒，住在医院里。当时
天津大水，火车不通。母亲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轮船赶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经失散，看
不清母亲的脸，只拉着母亲的手哭，她不久去世，还不到十五岁。二姐是我们姊妹里最
聪明的一个，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我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一
九一九年我家离北京南归，我只有大姐和三姐了，下面却添了两个弟弟和我的七妹。我
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二大客栈，搭“新铭”轮船到上海。我父亲亲自抱着七妹，护
着一家人，押着大堆行车上船下船。我记得父母吩咐，“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
听话”。我们很有秩序地下了轮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
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的小船。我们家预先包好一只“拖船”，行李堆在后舱，一家
人都坐在前舱，晚上把左右两边座位中间的空处搭上木板，就合成一只大床。三姐着急
说：“我的脚往哪儿垂呀？”父亲说她“好讲究！脚还得往下垂吗？”大家都笑。我们
孩子觉得全家睡一只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亲在无锡预先租下房子，不挤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
过了桥才是后门。我可以不出家门，而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觉得新奇得很。我父母
却对这宅房子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
我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亲正当壮年，也没估计到自己会病得几乎不
起。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很可能河水有问题。我父亲不
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个时期的留学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无锡只有一个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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