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全是辩护律帅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他做辩
护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两个年轻太太曾一片至
诚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多年后还对我们姊妹像姊妹一样。
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决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领事高瑛私贩烟
上出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冉三上门，父亲推说个受理刑事案。其实那是证话。我
祖母的丫头的儿子，酒后自称“革命军总指挥”，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父亲出尽力还
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出庭回家，长衫汗湿了中截，里面的夏
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心上
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
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自盗，却冤枉两个管库的老师傅。那两人叹气说，我们哪
有钱请大律师呢。父亲自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分析
案情，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是怎样了局的。①
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公行。有的津师公然索取“运动费”（就是代当事人纳贿的
钱）。“两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当事人没钱，可以等
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这叫作“树上开花”。有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
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师，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合写了一
个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父亲从前的同学或朋友）。这些时，地方法院调来一个新院
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爱国志士。”可
是经凋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在贪污腐
败的势力前面，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
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
‘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过一二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
《申报》或《时报》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
“时”字吧？父亲很明显地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母亲把剪下的纸粘连
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
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圃”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
去查看。②
①《当代》一九八三年五六两期刊载了我回忆父亲的这篇文章，一九八四年八月六
日，宁夏银川市一位财经部退休干部林壮志同志来信说，他对这件失窃案深知内情，他
说我父亲“对案情的分析是正确的，那是一件监守自盗案。”他已写了《五十五年前无
锡银行保险库失窃巨案真相》一文，“揭破半个世纪前这个疑案之谜”。据说那两个老
师傅宣告无罪释放，案子“不了了之”。
②承华东师范大学阚绪良同志抄给我看徐铸成先生《报海旧闻》11页上一段文字：
“我那时比较欣赏老圃的短文章，谈的问题小，而言之有物，文字也比较隽永”。
一九九二年，我的朋友们发现了大量署名“老圃”的文章，一九九三年将出版“老
圃遗文辑”。
五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个乖，父亲只会叫
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
“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
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
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大是盂兰盆会，放
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门”还是我家常用
的词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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