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孩子多，母亲好像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唱的儿歌都是母亲教的，可是她很
少时间陪我们玩。我记得自己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木碗里剥了一堆瓜子仁，拉住
母亲求她“真的吃”——因为往常她只做个姿势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
当时的惊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脸的快活而为我吃尽的。我八岁的冬天，有一
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她叫
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
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
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
“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
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
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
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呜”。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
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
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
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摄一条板凳，站上
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
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只准会
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
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
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
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
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
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
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
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
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
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
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
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tosayno！你敢吗？”
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
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
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
是不肯，没去宣传。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她们才宣传了半人，就
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她们去
游园吃饭。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我的“岂有此理”也就变
为“很有道理”。
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一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可是
他不做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xx（我们父女认为
绝不能做诗的某亲戚）都在作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
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抗战时期，我和钟书有时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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