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尽管有志无成。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
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父亲有时跟我讲，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
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徒掳去作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
子在国外穷困。父亲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么
“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的欺侮。我暗想
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
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
了。我在大学三年的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
学金。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
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我有
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
一套看法。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
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可在本国较好的
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
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
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可是我离家一学期，就想家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暑假回去，高兴
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个笑话。”我一听
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
不出口，只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
模样，忙用两手捂住眼，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
奖学金，没有出国。
父亲回身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父亲大约是要
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
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
知道。母亲就那么说。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
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
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
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
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了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
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
‘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
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儿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
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
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
冒”，他却一句活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
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
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
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
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
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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