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亲去世。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
父女三个把母亲入殓，找人在蒙蒙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上。那边我国军队正在
撤退，母亲的棺材在兵队中穿过。当天想尽方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厝在坟
地上。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恸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
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兵火中留下的
一线连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儿，
带了两个女儿到别处逃生。
他们东逃西逃，有的地方是强盗土匪的世界，有的已被敌军占领，无处安身，只好
冒险又逃回苏州。苏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还有死尸。家里却灯火通明，很热闹。我大
姐姐说，看房子的两人（我大弟的奶妈家人）正伙同他们的乡亲“各取所需”呢。主人
回来，出于意外，想必不受欢迎。那时家里有存米，可吃白饭。看房子的两人有时白天
出去，伺敌军抢劫后，拾些劫余。一次某酱园被劫，他们就提回一桶酱菜，一家人下饭
吃。日本兵每日黄昏吹号归队以后，就挨户找“花姑娘”。姐姐和妹妹在乡下的时候已
经剃了光头，改成男装。家里还有一个跟着逃难的女佣。每人往往是吃晚饭的时候，日
本兵就接二连二的来打门。父亲会日语，单独到门口应付。姐姐和妹妹就躲入柴堆，连
饭碗筷一起藏起来。那女佣也一起躲藏。她愈害怕呼吸愈重，声如打鼾。大姐说，假如
敌人进屋，准把她们从柴堆里拉出来。那时苏州成立了维持会，原为我父亲抄写状子的
一个书记在里面谋得了小小的差使。父亲由他设法，传递了一个消息给上海的三姐。三
姐和姐夫由一位企业界知名人士的帮助，把父亲和大姐姐小妹妹接到上海，三人由苏州
逃出，只有随身的破衣服和一个小小的手中包。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
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
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不过他挂心的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
方只他一人记得，别人谁也找不到。那时候乡间很不安宁，有一种盗匪专掳人勒赎，称
为“接财神”。父亲买得灵岩山“绣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的棺材。
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她家人陪我父亲挤
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顶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
笑说，化装得一点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
平安回来。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漆了。
一九三九年秋，我弟弟回国。父亲带了我们姐妹和弟弟同回苏州。我二姑母买的住
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我们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
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菜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
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
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园已经完全改了
样。钟书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舍馆》七绝四首。第三首“苦爱君家好苍
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他当时还没见到我们劫后
的家。
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坚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悬着
两个秋千。旁边还有个荡木架，可是荡木用的木材太顸，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
只可充小孩子的荡船用。我常常坐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澹云闲”。春
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
樱桃、楷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钟书吃过我母亲做的橙皮果酱，我
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儿。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二十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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