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
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父亲不
许称“外孙”祸“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
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
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
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我们安葬了母亲之后，有同乡借住我家的房子。我们不收租，他们自己修葺房子，
并接通电线。那位乡绅有好几房姨太太，上辈还有老姨太，恰好把我们的房子住满。我
父亲曾带了大姐和我到苏州故居去办手续。晚上，房客招待我们在他卧房里闲谈。那间
房子以前是我的卧房。他的床恰恰设在我原先的床位上。电灯也在原处。吃饭间里，我
母亲设计制造的方桌、圆桌都在——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孔，下面可以放煤油炉，
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碍手。我们的菜橱也还在原处。我们却
从主人变成了客人，恍然如在梦中。
这家搬走后，家里进驻了军队，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电，我们家还不起，电源又切
断了。胜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轰炸”的危险，小妹妹还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学，
父亲把她托给我，他自己带着大姐和三姐的全家到苏州小住。自从钟书沦陷在上海，父
亲把他在震旦教课的钟点让了给钟书，自己就专心著书。他曾高兴地对我说，“我书题
都想定了，就叫《诗骚体韵》。阿季，传给你！”他回苏州是带了所需的书走的。
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
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
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
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开吊前，搭丧棚的人来缠结白布。大厅的柱子很顶，远不止一抱。缠结白布的人得
从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绕过柱子，再爬上梯去。这使我想起我结婚时缠结红绿彩绸也那
么麻烦，联想起三姐结婚时的盛况，联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
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三盏百支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
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
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
看见了。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
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
（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
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
耶”之感。我们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宝店的橱窗里寻找那此玩物的伴侣，可是找到了又怎
样呢？我们家许多大铜佛给大弟奶妈家当金佛偷走，结果奶妈给强盗拷打火烫，以致病
死，偷去的东西大多给抢掉，应了俗语所谓“汤里来，水里去”。父亲留着一箱古钱，
准备充小妹妹留学的费用。可是她并没有留学，日寇和家贼劫余的古瓷、古钱和善本书
籍，经过红卫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迹。财物的聚散，我也亲眼见到了。
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我只伤心
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一遍比一
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拌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
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X来，馈XX”。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
了什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甲，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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