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及早判处他们火刑。
我剃成阴阳头的前夕，出版社的一个造反派到学部来造反，召我们外文所的牛鬼蛇
神晚饭后到大席棚挨斗。（默存他们一伙挨斗是另一天，他们许多人都罚跪了。）我回
家吃完晚饭出门，正值暴雨。我撑着雨伞，穿上高统胶鞋，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下
车的时候，天上的雨水真是大盆大盆的泼下来，街上已积水成河。我赶到席棚，衣裤湿
了大半，胶鞋里倾出半靴子雨水。我已经迟到，不知哪儿来的高帽子和硬纸大牌子都等
着我了。我忙戴上帽子，然后举起双手，想把牌子挂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两臂高
不过帽子。旁边“革命群众”的一员静静地看着，指点说：“先戴牌子，再戴帽子呀。”
我经他提醒，几乎失笑，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话先挂牌子，然后戴上高帽。我不过是陪
斗，主犯是谁我也不清楚，觉得挨骂的不是我，反正我低头站在台边上就是了。揪斗完
毕，革命小将下了一道命令：“把你们的黑稿子都交出来！”
“黑稿子？”什么是“黑稿子”呢？据我同伙告诉我，我翻译的《吉尔·布拉斯》
“诲淫诲盗”，想必是“黑”的了。《堂吉诃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诃德是地主，
桑丘是农民，书上没有美化地主，歪曲农民吗？巨人怪兽，不都是迷信吗？想起造反派
咄咄逼人的威势，不敢不提高警惕。我免得这部稿子遭殃，还是请革命群众来判定黑白，
料想他们总不至于把这部稿子也说成“黑稿子”。
《堂吉诃德》原著第一、第二两部各四册，共八册，我刚译完第六册的一半。我每
次誊清了译稿，就把草稿扔了。稿纸很厚，我准备在上面再修改加工的。这一大叠稿子
重得很，我用牛皮纸包好，用麻绳捆上，再用红笔大字写上“《堂吉诃德》译稿”。我
抱着这个沉重的大包挤上车，挤下车，还得走一段路。雨后泥泞，路不好走，我好不容
易抱进办公室去交给组秘书。我看准他为人憨厚，从来不“左得可怕”。我说明译稿只
此一份，没留底稿，并说，不知这部稿子是否“黑”。他很同情地说“就是嘛！”显然
他不赞成没收。可是我背后另一个声音说：“交给小C。”小C原是通信员，按“颠倒过
来”的原则，他是很有地位的负责人。原来那时候革命群众已经分裂为两派了，小C那
一派显然认为《堂吉诃德》是“黑稿子、该没收”。小C接过稿子抱着要走，组秘书郑
重叮嘱说，“可这是人家的稿子啊，只有这一份，得好好儿保管。”小C不答，拿着稿
子走了。我只好例抽一口冷气，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那一天真是我不幸的一
天，早上交出《堂吉诃德》译稿，晚上给剃成“阴阳头”。
不久以后，一个星期日，不知哪个革命团体派人来我家没收尚未发表的创作稿。我
早打定主意，什么稿子都不交出去了。我干脆说：“没有。”他又要笔记本。我随手打
开抽屉，拿到两本旧笔记，就交给他。他说：“我记得你不止两本。”的确不止两本，
可是当时我只拿到两本。我说：“没有了”。那位年轻人也许本性温和，也许有袒护之
意，并不追问，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他刚走不久，我就找出一大叠整齐的笔记本，
原来交出去的那两本是因为记得太乱，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处。
我经常失眠，有时精神不振，听报告总专心做笔记，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两本是
倦极乱记的，我不便补交，干脆把没交的一叠笔记销毁了事，这件事就置之脑后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群众开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楼”了。我是
首批下楼的二人之一。从“牛棚”“下楼”，还得做一番检讨。我认真做完检讨，满以
为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我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我呆了半晌，丈
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笔记本打开，放在我眼前，
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想不到怎么会
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筋里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记本上，前后共有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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