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大跃进”，只第二次写成“四个大妖精”。我只自幸没把粮、棉、煤、铁画成实
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脚，画成跳舞的妖精。这也可见我确在悉心听讲，忙着记录，
只一念淘气，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可是严肃的革命群众对“淘气”是不能理
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长了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有人甚至把公认
为反动的“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说我下意识里蔑视那位做报告的首长。假如他们
“无限上纲”——也不必“无限”，只要稍为再往上提提，说我蔑视的是“大妖精”，
也许就把我吓倒了。可是做报告的首长正是我敬佩而爱戴的，从我的上意识到下意识，
绝没有蔑视的影踪。他们强加于我的“下意识”，我可以很诚实地一口否认。
我只好再作检讨。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我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我自以为检讨
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他说：“你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
语。”我抗议说：“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他不答理，
我不服气，不肯重作检讨，自己解放了自己。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
了之。后来我又为这事两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
我说四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
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
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个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
个工作日，我觉得太少了，还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个工作日，真是
难之又难，简直办不到。因为面对书本，埋头工作，就导致不问政治，脱离实际。即使
没有“运动”的时候，也有无数的学习会、讨论会、报告会等等，占去不少时日，或把
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么较大的运动，工作往往全部停顿。我们哪一年
没有或大或小的“运动”呢？
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可是我认为学习
和开会耗费时间太多，耽误了业务工作。学习会上我听到长篇精彩的“发言”，心里敬
佩，却学不来，也不努力学。我只求“以勤补拙”；拙于言辞，就勤以工作吧。这就推
我走上了“白专道路”。
“白专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过这条道路的都会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而翻译
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
——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
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
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
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还偷工夫
一点一滴的攒。《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悔一心为堂吉
诃德攒“私蓄”，却没为自己积储些多余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
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
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
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
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我，
只说，没收的“黑稿子”太多，我那一份找不到了，我每天收拾女厕，费不了多少时间，
同伙还没扫完院子，我早已完事。我觉得单独一人傻坐在办公室里不大安全，所以自愿
在群众的办公室外面扫扫窗台，抹抹玻璃，借此消磨时光。从堂吉诃德被俘后，我就想
借此寻找他的踪迹。可是我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
我每间屋子都张望过了；没见到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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