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
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
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
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
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
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
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
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
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
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
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
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
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上住我说：“我不
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
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
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
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
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
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
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
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一九八四年三月
林奶奶小我三岁，今年七十。十七年前，“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到我家打
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您自己都
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
一次衣服。据我后来知道，她的“家家儿”包括很多人家。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
人只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的，林奶奶大咧咧的不理红卫兵的茬儿。她不
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请林
奶奶去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
“活着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
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林奶奶白卖力气不讨好，反招了一顿没趣，气得她当场左右开
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的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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