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小会客室里，长桌上铺着白桌布，沙发上搭着白纱巾，太阳从白纱窗帘里漏进来。那
人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抽身走了。我像武松在牢房甲吃施恩家送的酒饭一样，且享受
了目前再说，就拿出书来孜孜细读。
我恰好读完一卷，那日本人进来了。我放下书站起身。他拿起我的书一看，笑说：
“杜甫的诗很好啊。”
我木然回答“很好”。
他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写，随后有人送来了墨水瓶和钢笔。我坐下当着这日本人填
写。填写完毕，不及再看一遍，日本人就收去了。他一面看，一面还敷衍说：“巴黎很
美啊。”
我说：“很美。”
他突然问：“谁介绍你认识李伯龙的？”（李伯龙是同茂剧团的头头）
我说：“没人介绍，他自己找到我家来的。他要我的剧本。”（这是实情）
“现在还和他们来往吗？”
“我现在不写剧本，他们谁还来理我呢。”
忽然那“高丽棒子”闯进来，指着我说：
“为什么你家人说你不在家？”
“我不是去买鸡蛋了吗？”
“说你在苏州。”
“是吗？找父亲刚去世，我是到苏州去了一趟，不过早回来了。”
“可是他们说你在苏州。”
“他们撒谎。”
“高丽棒子”厉声喝问，“为什么撒谎？”
我说：“害怕呗。”
日本人说：“以后我们还会来找你。”
我说：“我总归在家——除非我出去买东西。我家没有佣人。”
“高丽棒子”问“为什么不用佣人？”
我简单说：“用不起。”
我事后知道，他们找的是另一人，以为“杨绛”是他的化名。传我是误传，所以没
什么要审问的，他们只强调以后还要来找我。我说我反正在家，尽管再来找。审讯就完
毕了。日本人很客气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我回到家里，正好吃饭。
朋友间谈起这件事，都说我运气好。据说有一位女演员未经审问，进门就挨了两个
大耳光。有人一边受审问，一边奉命双手举着个凳子不停地满地走。李健吾先生释放后
讲起他经受的种种酷刑，他说，他最受不了的是“灌水”：先请他吃奶油蛋糕，吃饱以
后，就把自来水开足龙头，对着他嘴里灌水，直灌到七窍流水，昏厥过去。我说，大概
我碰到的是个很客气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
李先生瞪着眼说：“获原大旭？他！客气！灌我水的，就是他！”
一九八八年八月
事情有点蹊跷，所以我得把琐碎的细节交代清楚。
我初上大学，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女生也不多，住一所小洋楼，原是一位美国教
授的住宅。我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四五人住一屋。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分
配得一间小房间，只住两人。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朋友，我称她淑姐。我们俩清清静静
同住一屋，非常称心满意。
房间很小，在后楼梯的半中间，原是美国教授家男仆的卧室。窗朝东，窗外花木丛
密，窗纱上还爬着常青藤，所以屋里阴暗，不过很幽静。门在北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
的平台。房间里只有一桌两凳和两只小床。两床分开而平行着放：一只靠西墙，床头顶
着南墙；一只在房间当中、门和窗之间，床头顶着靠门的北墙。这是我的床。
房间的门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关不上，得用力抬抬，才能关上。关不
上却很方便：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一推或一拉就开；开门、关门都毫无声息。
钥匙洞里插着一把旧的铜钥匙。不过门既关不上，当然也锁不上，得先把门抬起关严，
才能转动钥匙。我们睡觉从不锁门，只把门带上就不怕吹开。
学期终了，大考完毕，校方在大礼堂放映美国电影。我和淑姐随同大伙去看电影。
可是我不爱看，没到一半就独自溜回宿舍。宿舍的电灯昏暗，不宜看书。我放下帐了。
熄了灯，先自睡了。
我的帐子是珠罗纱的，没有帐门；白天掀在顶上，睡时放下，我得先钻入帐子，把
帐子的下围压在褥子底下。电灯的开关在门边墙上，另有个鸭蛋形的“床上开关”，便
于上床后熄灯。这种开关有个规律：灯在床上关，仍得床上开，用墙上的开关开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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