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一个老朋友，她老远的躲开了我。可是另有个并不很熟的女同志却和我有说有讲
地并肩走了好一段路。避我只在情理之中，我没有怨尤。不避我的，我对他们至今
感激。
不久《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我校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控诉大会，还点了我的
名为例：“XXX先生上课专谈恋爱。”幸亏我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
道。
我的安慰是从此可以不再教课。可是下一学期我这门选修课没有取消，反增添
了十多个学生。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做了检讨，决不能再消
极退缩。
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我总不能惜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
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我只好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
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
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
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一九八八年九月
日军侵华，上海已沦陷。苏州振华女校特在上海开了个分校，在租界的孤岛上开学，
挂上学校的牌子。我好比“狗耕田”，当了校长。我们的事务主任告诉我，凡是挂牌子
的（包括学校），每逢过节，得向本区地痞流氓的头儿送节赏。当时我年纪未满三十，
对未曾经历的事兴趣甚浓。地痞流氓，平时逃避都来不及，从不敢正面相看，所以很想
见识见识他们的嘴脸。
恰逢中秋佳节，讨赏的来了一个又一个。我的模样既不神气，也不时髦，大约像个
低年级的教师或办公室的职员，反正绝不像校长。我问事务主任：“我出去看看行不
行？”他笑说：“你看看去吧！”
我冒充他手下的职员，跑到接待室去。
来人身材矮小，一张黑皱皱的狭长脸，并不凶恶或狡猾。
我说：“刚开发了某某人，怎么又来了？”
他说：“xx啊？伊是‘瘪三’！”
“前天还有个XX呢？”
他说：“伊是‘告化甲头’。”
我诧异地看着他问：“侬呢？”
他翘起大拇指说：“阿拉是白相人啦！”接着一口气列举上海最有名的“白相人”，
表示自己是同伙。然后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纸质精良，比通常用的窄四
分之一，名字印在上方右侧，四个浓黑的字：“黑皮阿二”。
我看着这枚别致的名片，乐得心上开花。只听他解释说：“阿拉专管抢帽子、抢皮
包。”“专管”云云，可以解作专干这件事，也可以解作保管不出这种事。我当时恰似
小儿得饼，把别的都忘了，没再多听听他的宏论，忙着进间去向事务主任汇报，让他去
对付。
我把这枚希罕的名片藏在皮包里，心想：我这皮包一旦被抢，里面有这张名片，说
不定会有人把皮包还我。他们得讲“哥儿们义气”呀！可惜我几番拿出来卖弄，不知怎
么把名片丢了。我也未及认清那位黑皮阿二。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吾先生”——旧事抬零
一九四九年我到清华后不久，发现燕京东门外有个果园，有苹果树和桃树等，果园
里有个出售鲜果的摊儿，我和女儿常去买，因此和园里的工人很熟。
园主姓虞，果园因此称为虞园。虞先生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园林学家，五十多岁，头
发已经花白，我们常看见他爬在梯子上修剪果树，和工人一起劳动，工人都称他“吾先
生”——就是“我们先生”。我不知道他们当面怎么称呼，对我们用第三人称，总是
“吾先生”。这称呼的口气里带着拥护爱戴的意思。
虞先生和蔼可亲。小孩子进园买果子，拿出一分两分钱，虞先生总把稍带伤残的果
子大捧大捧塞给孩子。有一次我和女儿进园，看见虞先生坐在树荫里看一本线装书。我
好奇，想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就近前去和他攀话。我忘了他那本书的书名，只记得是一
本诸子百家的书。从此我到了虞园常和他闲聊。
我和女儿去买果子，有时是工人掌秤，有时虞先生亲自掌秤。黄桃熟了，虞先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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