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绿条子。也许她认为我是僭越了，竟擅敢挤入那个迎候外宾的厕所。我还自以为
是让她呢！
绿条儿伙伴看见那三个红条子的行踪，她带我拐个弯，就望见前面三双高跟鞋的后
跟了。我们赶上去，拐弯抹角，走出一个小红门，就是天安门大街，三个红条子也就不
知哪里去了。我跟着绿条儿伙伴过了街，在广场一侧找到了我们的观礼台。
我记不起观礼台有多高多大，只记得四围有短墙。可是我以后没有再见到那个观礼
台。难道是临时搭的？却又不像新搭的。大概我当时竭力四处观望，未及注意自己站立
的地方。我只觉得太阳射着眼睛，晒着半边脸，越晒越热。台上好几排长凳已坐满了人。
我凭短墙站立好久，后来又换在长凳尽头坐了一会儿。可是，除了四周的群众，除了群
众手里擎着的各色纸花，我什么也看不见。
远近传来消息：“来了，来了。”群众在欢呼，他们手里举的纸花，汇合成一片花
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天安门上的领袖出现了。接下就听到游行队伍的脚步声。
天上忽然放出一大群白鸽，又迸出千百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飘荡在半空，有的还带着
长幅标语。游行队伍齐声喊着口号。我看到一簇簇红旗过去，听着口号声和步伐声，知
道游行队伍正在前进。我踮起脚，伸长脑袋，游行队伍偶然也能看到一瞥。可是眼前所
见，只是群众的纸花，像浪潮起伏的一片花海。
虽然啥也看不见，我在群众中却也失去自我，溶和在游行队伍里。我虽然没有“含
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因为“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
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我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游行队伍过完了，高呼万岁的群众像钱塘江上的大潮一般卷向天安门。我当然也得
随着拥去，只是注意抓着我的绿条儿伙伴。等我也拥到天安门下，已是“潮打空城寂寞
回”。天安门上已空无一人，群众已四向散去。我犹如溅余的一滴江水，又回复自我，
看见绿条儿伙伴未曾失散，不胜庆幸，忙紧紧跟着她去寻找我们的大汽车。
三个红条儿早已坐在车上。我跟着绿条儿伙伴一同上了车，回到家里，虽然脚跟痛，
脖子酸，半边脸晒得火热，兴致还很高。问我看见了什么，我却回答不出，只能说：
“厕所是香的，擦手的毛巾是雪白的。”我差点儿一人落在天安门盥室里，虽然只
是一场虚惊，却也充得一番意外奇遇，不免细细叙说。至于身在群众中的感受，实在肤
浅得很，只可供反思，还说不出口。
一九八八年三——四月
忆高崇熙先生——旧事拾零
高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大家承认他业务很好，可是说他脾气不太好，落落
难合。高太太善交际，所以我们夫妇尽管不善交际，也和他们有些来往。我们发现高先
生脾气并不坏，和他很合得来。
大约一九五○年，清华附近建立了一所化工厂，高先生当厂长。他们夫妇迁进工厂，
住在简陋的办公室一般的宿舍里。我们夫妇曾到他新家去拜访过两次。
一九五一年秋，一个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我们忽然高兴，想出去走走。我
记起高太太送了我鲜花，还没去谢谢她。我们就步出南校门，穿过麦田，到化工厂去。
当时三反运动已在社会上发动起来，但是还没有转为思想改造运动。学校里的知识分子
以为于己无涉，还不大关心。
我们进了工厂，拐弯曲折，到了高氏夫妇寓所，高太太进城了，家里只高先生一人。
他正独坐在又像教室又像办公室的客堂里，对我们的拜访好像出乎意外，并不欢迎。他
勉强请我们坐，拿了两只肮脏的玻璃杯，为我们斟了两个半杯热水瓶底带水碱的剩水。
他笑得很勉强，和我们酬答也只一声两声。我觉得来得不是时候，坐不住了，就说我们
是路过，顺道看看他们，还要到别处去。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高先生并不挽留，却殷勤送我们出来：送出客堂，送出那条走廊，送出院子，还直
往外送。我们请他留步，他硬是要送，直送到工厂的大门口。我记得大门口站着个看门
的，他站在那人旁边，目送我们往远处去。
我们俩走入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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