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他好像不欢迎我们。”
“不欢迎。”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该走了。”
我说:“他大概有事呢,咱们打扰他了。”
“不,他没事,他就那么坐着。”
“不在看书?”
“我看见他就那么坐着,也不看书,也不做什么事。”
“哦,也许因为运动,他心绪不好。”
“我问起他们厂里的运动,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这话不错。他简直依依不舍似的,不像厌恶我们。我说:“也许他简慢了咱们又抱
歉了。”
“他也没有简慢。况且,他送出院子不就行了吗?”
我们俩自作聪明地捉摸来、捉摸去,总觉得纳闷。他也不是冷淡,也不是板着脸,
他只是笑得那么勉强,那么怪。真怪!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
过了一天,星期二上午,传来消息:化工厂的高先生昨天自杀了。据说星期一上午,
工间休息的时候,高太太和厂里的一些女职工在会客室里煮元宵吃呢,回隔壁卧房见高
先生倒在床上,脸已变黑,他服了氰酸。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大约正在打主意。或者已经打定主意,所以把太太支使进城。
事后回想,他从接待我们到送我们出工厂大门,全都说明这一件事,都是自然的,只恨
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
冤案错案如今正一一落实。高先生自杀后,高太太相继去世,多少年过去了,谁还
记得他们吗?高先生自杀前夕,撞见他的,大概只有我们夫妇俩。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闯祸的边缘——旧事拾零
珍珠港事变后,上海的“孤岛”已经“淹没”——就是说,租界也被日军控制。可
是上海的小学校还未受管辖。我当时正在一个半日小学做代课先生;我贪图学校每月给
的三斗米,虽然不是好米,却比当局配给的细砂混合的米栖强得多。我也贪图上课只下
午半天,课卷虽多,我很快就能改完。可是学校在公共租界,很远,我家住法租界。我
得乘车坐到法租界的边缘,步行穿过不属租界的好一段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
车过黄浦江上的大桥,只许过空车,乘客得步行过桥。桥上有日本兵把守。车上乘客排
队过桥,走过日本兵面前,得向他鞠躬。我不愿行这个礼,低着头就过去了,侥幸没受
注意。后来改变办法,电车载着乘客停在桥下,由日本兵上车检查一遍,就开过桥去,
免得一车人下车又上车。不过日本兵上车后,乘客都得站起来。
有一次,我站得比别人略晚了些,这也和我不愿鞠躬同一道理。日本兵觉察了,他
到我面前,瞧我低头站着,就用食指在我颔下猛一抬。我登时大怒。他还没发话,我倒
发话了。我不会骂人,只使劲咬着一字字大声说:“岂有此理!”
日本兵一上车,乘客就停止说话,车上原是静的。可是我这一发作,车上的静默立
即升到最高度,地上如有蚂蚁爬,该也能听见声音。我自己知道闯祸了。假如日本人动
手打我,我能还手吗?我看见日本兵对我怒目而视。我想,我和他如目光相触,就成了
挑战。我怎能和他挑战呢。但事已至此,也不可示弱。我就怒目瞪着前面的车窗。我们
这样相持不知多久,一秒钟比一分钟还长。那日本人终于转过身,我听他蹬着笨重的军
靴一步步出去,瞥见他几次回头看我,我保持原姿态一动都不动。他一步步走出车厢,
一级级走下车,电车又缓缓开动。同车厢的乘客好似冰冻的人一个个融化过来,闹哄哄
地纷纷议论。
我旁边的同事吓呆了。她喘了口气说:“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
发痴啦?”我半晌没有开口,一肚子没好气,恨不能放声大哭;也觉得羞惭;成了众人
注目和议论的中心。车又走了好一段路,我才慢慢意识到自己侥幸没闯大祸。那日本兵
想必不懂什么“岂有此理”,这话实在很书呆子气。不显得凶狠,连我的怒容也不够厉
害,只是板着脸罢了。那日本兵也许年纪较小,也许比较老实,一时上不知怎么对付了。
可是,我如果明天再碰见他,我就赶紧站起来恭候他吗?不,我明天决不能再乘这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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