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把她送进医院，动了一个不小的手术，花了不少钱——这就是她欠的债，天天在偿
还。
顺姐叙事交代不清，代名词所指不明，事情发生的先后也没个次序，得耐心听，还
得费很多时间。经我提纲挚领地盘问，知道她在地主家当丫头时，十四岁就怀孕了。地
主家承认她怀的是他们家的子息，拿出三十元给顺姐的男家退婚，又出三十元给顺姐的
妈，把她买下来。顺姐是个“没工钱、白吃饭的”。她为主人家生儿育女，贴身伺候主
人主妇，也下地劳动。主人家从没给过工资，也没有节赏，也没有月例钱，只为她做过
一身绨料的衣裤。（这大约是生了儿子以后吧？）她吃饭不和主人同桌，只站在桌旁伺
候，添汤添饭，热天还打扇。她是个三十元卖掉终身的女奴。我算算她历年该得的最低
工资，治病的费用即使还大几倍，还债还绰有余裕。她一天帮三家，赚的钱（除了我为
她存的私房）全供家用开销。抚育她儿女的，不是她，倒是她家的大小姐吗？
看来，大小姐准料定顺姐有私蓄，要逼她吐出来；叫她眼看儿女还债，少不得多拿
出些钱来补贴儿女。顺姐愁的是，二经法院判决，有案可稽，她的子女也就像她一样，
老得还债了。
我问顺姐，“你说的事都有凭有据吗？”
她说：“都有呢。”大小姐到手的一注注款子，何年何月，什么名目，她历历如数
家珍。
我说：“顺姐，我给你写个状子，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怎么样？我也能写状子。”
她快活得像翻译文章里常说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按她的意思替她上诉。我摆出大量事实，都证据确凿，一目了然。摆出了这些事
实，道理不讲自明。中级法院驳回大小姐的原诉，判定顺姐的子女没有义务还债；但如
果出于友爱，不妨酌量对他们的姐姐给些帮助。
我看了中级法院的判决，十分惬意，觉得吐了一口气。可是顺姐并不喜形于色。我
后来猜想：顺姐为这事，一定给大小姐罚跪，吃了狠狠的一顿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
并不感谢她。他们自愿每月贴大姐一半工资。
我设身处地，也能体会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骂顺姐：“我们好好一
个家！偏有你这个死不要脸的贱丫头，眼睛横呀横的，扁着身于挤进我们家来。你算挣
气，会生儿子！我妈妈在封建压力下，把你的子女当亲生的一般抚养，你还不心足？财
产原该是我的，现在反正大家都没有了，你倒把陈年宿帐记得清楚？”
不记得哪个节日，顺姐的儿女到我家来了。我指着顺姐问他们：“她是你们的生身
妈妈，你们知道不知道？”
他们愕然。他们说不知道。能不知道吗？我不能理解。但他们不知道，顺姐当然不
敢自己说啊。
顺姐以后曾说，要不是我当面说明，她的子女不会认她做妈。可思顺姐仍然是个
“幺幺”。直到文化大革命，顺姐一家（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给赶回家乡，顺姐的
“姐姐”去世，顺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称“妈妈”。不过这是后话了。
顺姐日夜劳累，又不得睡觉，腿上屈曲的静脉胀得疼痛，不能站立。我叫她上协和
医院理疗，果然有效。顺姐觉得我花了冤钱，重活儿又不是我家给她干的。所以我越叫
她休息，她越要卖命。结果，原来需要的一两个疗程延伸到两三个疗程才见效。我说理
疗当和休息结合，她怎么也听不进。
接下就来了“文化大革命”。院子里一个“极左大娘”叫顺姐写我的大字报。顺姐
说：写别的太太，都可以，就这个太太她不能写。她举出种种原因，“极左大娘”也无
可奈何。我陪斗给剃了半个光头（所谓阴阳头），“极左大娘”高兴得对我们邻居的阿
姨说：“你们对门的美人子，成了秃瓢儿了！公母俩一对秃瓢儿！”那位阿姨和我也有
交情，就回答说：“这个年头儿，谁都不知道自己怎样呢！”顺姐把这话传给我听，安
慰我说：“到这时候，你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不过，还是好人多呢。”我常
记着她这句话。
红卫兵开始只剪短了我的头发。顺姐为我修齐头发，用爽身粉掸去头发楂子，一面
在我后颈和肩背上轻轻摩挲，摩挲着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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