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的就是这种爽身粉呢。蓝腰牌，就是这个牌子呢。”
大约她闻到了这种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
肉了。我当时虽然没有心情喜笑，却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从前听她自称“我们
是自由恋爱”，觉得滑稽，这时我只有怜悯和同情了。
红卫兵要到她家去“造反”，同院住户都教她控诉她家的大小姐。顺姐事先对我说：
“赶下乡去劳动我不怕，我倒是喜欢在地里劳动。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块儿。”那位大
小姐口才很好，红卫兵去造反，她出来侃侃而谈，把顺姐一把拖下水。结果，大小姐和
她的子女、她的妈妈，连同顺姐，一齐给赶回家乡。顺姐没有控诉大小姐，也没为自己
辩白一句。
“文革”初期，我自忖难免成为牛鬼蛇神，乘早把顺姐的银行存单交还她自己保管。
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边，别给家人知道，存单的帐号我已替她记下，存
单丢失也不怕，不过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儿子（她儿子忠厚可靠，和顺姐长得最像）。
我下干校前曾偷偷到她家去探看，同院的人说“全家都给轰走了”。我和顺姐失去了联
系。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忽有个女孩子从我后面窜出来，叫一声“钱姨妈”。我回脸
一看，原来是顺姐的小女儿，她毕业后没升学，分配在工厂工作。据说，他们兄妹三况
都在工作的单位寄宿。我问起她家的人，说是在乡下。她没给我留个地址就走了。
我从干校回京，顺姐的两个女儿忽来看我，流泪说：她们的妈病得要死了，“那个
妈妈”已经去世，大姐跑得不知去向了。那时，他们兄妹三个都已结婚。我建议她们姐
妹下乡去看看（因为她们比哥哥容易请假），如有可能，把她们的妈接回北京治病。她
们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哥嫂等商量，三家凑了钱（我也搭一份），由她们姐妹买了许多
赠送乡村干部的礼品，回乡探母。不久，她们竟把顺姐接了出来。顺姐头发全都灰白了，
两目无光，横都不横了，路也不能走，由子女用自行车推着到我家。她当着儿女们没多
说话。我到她住处去看她，当时家里没别人，经我盘问，才知道她在乡间的详细情况。
大小姐一到乡间，就告诉村干部顺姐有很多钱。顺姐只好拿出钱来，盖了一所房子，
置买了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又分得一块地，顺姐下地劳动，养活家里人。没多久，“姐
姐”投水自尽了，大小姐逃跑几次，抓回来又溜走，最后她带着女儿跑了，在各地流窜，
撩下个儿子给顺姐带。顺姐干惯农活，交了公粮，还有余裕，日子过得不错。只是她旧
病复发，子宫快要脱落，非医治不可。这次她能回京固然靠了礼品，她两个女儿也表现
特好。虽然从没下过乡，居然下地去劳动。顺姐把房子连同家具半送半卖给生产队，把
大小姐的儿子带回北京送还他父亲。村干部出一纸证明，表扬顺姐劳动积极，乐于助人
等等。
顺姐在乡间重逢自己的哥哥。哥哥诧怪说：“我们都翻了身，你怎么倒翻下去了
呢？”村干部也承认当初把她错划了阶级，因为她并非小老婆，只是个丫头，当地人都
知道的。这个地主家有一名轿夫、一名厨子还活着，都可作证。“文革”中，顺姐的大
女儿因出身不好，已退伍转业。儿子由同一缘故，未得申请入党。儿女们都要为妈妈要
求纠正错划，然后才能把她的户口迁回北京。
他们中间有“笔杆子”，写了申请书请我过目。他们笔下的顺姐，简直就是电影里
的“白毛女”。顺姐对此没发表意见。我当然也没有意见。他们为了纠正错划的阶级，
在北京原住处的居委和乡村干部两方双管齐下，送了不少“人事”。儿子女儿还特地回
乡一次。但事情老拖着。村干部说：“没有问题，只待外调，不过一时还没有机会。”
北京街道上那位大娘满口答应，说只需到派出所一谈就妥。我怀疑两方都是受了礼物，
空口敷衍。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事情还是拖延着。街道上那位大娘给人揭发了受贿
的劣迹；我也看到村里一个不知什么职位的干部写信要这要那。顺姐进医院动了手术，
病愈又在我家干活。她白花了两三年来攒下的钱，仍然是个没户口的“黑人”。每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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