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街道查户口，她只好闻风躲避。她叹气说：“人家过节快活，就我苦，像个没处藏
身的逃犯。”
那时候我们住一间办公室，顺姐住她儿子家，每天到我家干活，早来晚归。她一天
早上跑来，面无人色，好像刚见了讨命鬼似的。原来她在火车站附近看见了她家的大小
姐。我安慰她说，不要紧，北京地方大，不会再碰见。可是大小姐晚上竟找到她弟弟家
里，揪住顺姐和她吵闹，怪她卖掉了乡间的房子家具。她自己虽是“黑人”，却毫无顾
忌地向派出所去告顺姐，要找她还帐。派出所就到顺姐儿子家去找她。顺姐是积威之下，
见了大小姐的影子都害怕的。派出所又是她逃避都来不及的机关。可是逼到这个地步，
她也直起腰板子来自卫了。乡间的房子是她花钱造的，家具什物是她置备的，“老太婆”
的遗产她分文未取，因为“剥削来的财物她不要”。顺姐虽然钝口笨舌，只为理直气壮，
说话有力。她多次到派出所去和大小姐对质，博得了派出所同志的了解和同情。顺姐转
祸为福，“黑人”从此出了官，也就不再急于恢复户籍了。反正她在我们家，足有粮食
可吃。到“四人帮”下台，她不但立即恢复户籍，她错划的阶级，那时候也无所谓了。
我们搬入新居，她来同住，无忧无虑，大大发福起来，人人见了她就说她“又胖
了”。我说：“顺姐，你得减食，太胖了要多病的。”她说：“不行呢，我是饿怕了的，
我得吃饱呢！”
顺姐对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爱面子、遮遮掩掩。她告诉我，她随母逃荒出来，曾在别
人家当丫头，可是她都不乐意，她最喜欢这个地主家，因为那里有吃有玩，最自在快活。
她和同伙的丫头每逢过节，一同偷酒喝，既醉且饱，睡觉醒来还晕头晕脑，一身酒气，
不免讨打，可是她很乐。
原来她就是为贪图这点“享受”，“自由恋爱”了。从此她丧失了小丫头所享受的
那点子快活自在，成了“幺幺”。她说自己“觉悟了”，确也是真情。
她没享受到什么，身体已坏得不能再承受任何享受。一次她连天不想吃东西。我急
了。我说：“顺姐，你好好想想，你要吃什么？”
她认真想了一下，说：“我想吃个‘那交’（辣椒）呢。”
“生的？还是干的？”
“北阳台上，泡菜坛子里的。”
我去捞了一只最长的红辣椒，她全吃下，说舒服了。不过那是暂时的。不久她大病，
我又一次把她送入医院。这回是割掉了胆囊。病愈不到两年，曲张的静脉裂口，流了一
地血。这时她家境已经很好，她就告老回家了。
现在她的儿女辈都工作顺利，有的是厂长，有的是经理，还有两个八级工。折磨她
的那位大小姐，“右派”原是错划；她得到落实政策，飞往国外去了。顺姐现在是自己
的主人了，逢时过节，总做些我爱吃的菜肴来看望我。称她“顺姐”的，只我一人了。
也许只我一人，知道她的“自由恋爱”；只我一人，领会她“我也觉悟了呢”的滋味。
一九九一年一月
我时常听人吹牛，豪言壮语，使我自惭渺小。我也想吹吹牛“自我伟大”一番，可
是吹来却“鬼如鼠”。因为只是没发酵的死面，没一点空气。记下三则，聊供一笑。
第一则
我小时，在天主教会办的启明女塾上学，住宿在校。我们一群小女孩儿对姆姆（修
女）的衣着颇有兴趣。据说她们戴三只帽子，穿六条裙子。我恨不能看看三只帽子和六
条裙子是怎么穿戴的。
启明称为“外教学堂”，专收非教徒学生。天主教徒每年春天上佘山瞻礼，启明也
组织学生上余山。我两个姐姐都去，可是小孩子是不参加的。我当时九岁，大姐姐不放
心扔下我一人在校，教我找“校长姆姆”去“问准许”——就是要求去，问准不准。校
长姆姆很高兴，一日答应。我就跟着穿裙子的大同学同去。
带队的是年老的锦姆姆，她很喜欢我，常叫我“小康康”。我们乘小船到佘山，上
山“拜苦路”等等，下山回船休息，第二天就回校。当晚沿着船舱搭铺，两人合睡一铺，
锦姆姆带我睡。她等大伙都睡下，才在洋油灯下脱衣服。我装睡，眯着眼偷看。她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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