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帽子，平面是雪白的衬帽，下面又有一只小黑帽。黑衣黑裙下还有一条黑衬裙，下面
是雪白的衬衣衬裙，里面是黑衣黑裤。帽子真有三一旁，不声不响。这路车的头几站没
有旁的乘客，司机和售票员和我的同伙有说有笑，我总是默默无言。有一次，售票员忍
着笑，无限同情地讲他同事某某：“伊肚皮痛啦”，一天找错了不知多少钱，又不能下
车。我忽然觉得他们不是什么“开车的”、“卖票的”，而是和我一样的人。我很自然
地加入他们的圈子。他们常讲今天某人家里有什么事，待会儿得去替他；或是某人不善
心算，老找错钱，每天赔钱；又讲查帐的洋人怎么利害等等。我说话不多，也许他们觉
得我斯文些，不过我已成了他们的同伙。
这路车渐入闹市，过大马路永安公司是最热闹的一段。我有一次要到永安公司买东
西，预先站在司机背后等下车。车到站，我却忘了下车；等车开了，我忽然“啊呀”一
声。司机并不回头，只问“那能啦？”我说忘了下车。他说：“勿要紧，送依到门口。”
永安公司的大门在交叉路口，不准停车的。可是司机把车开得很慢，到了那里，似停非
停的停了一下。他悄悄儿把铁栅拉开一缝，让我溜下乍，电车就开了。我曾由有轨电车
送到永安公司门口，觉得大可自诩。
一九九一年三月
一受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初下乡，同伙一位老先生遥指着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
莎？”
“像！真像！”
我们就称她“蒙娜·丽莎”。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支长竹竿，撅着一撮
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位老先生说：
“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
我们就称他“堂吉诃德”。
那是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时的十月下旬，我们一伙二十来人下乡
去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可是老先生们还没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镜，反而
凭主观改造农村人物呢！
据说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免于下乡。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眼看年轻同志们
“老张”“小王”彼此好亲近，我却总是个尊而不亲的“老先生”，我也不能自安呀！
下乡当然是“自愿”的。我是真个自愿，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动机不纯正。我第
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
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下乡当然有些困难。一家三口，女儿已下厂炼钢。我们夫妇要下乡自我锻炼，看家
的“阿姨”偏又是不可靠的。默存下乡比我迟一个月，我不能亲自为他置备行装，放心
不下。我又有点顾虑，怕自己体弱年老，不能适应下乡以后的集体生活。可是，解放以
前，艰苦的日子也经过些，这类鸡毛蒜皮算不得什么。
十月下旬，我们一行老老少少约二十人，由正副两队长带领下乡。我很守规矩，行
李只带本人能负担提携的，按照三个月的需要，尽量精选。长途汽车到站，把我们连同
行李撇在路旁。我跟着较年轻的同伙，掮起铺盖卷，一手拿提包，一手拿网袋，奋勇追
随；可是没走几步，就落在后面，拼命赶了一程，精疲力竭，只好停下。前面的人已经
不见了，路旁守着行李的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也不见了。找不敢放下铺盖卷，怕不能再
举上肩头。独立在田野里，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慨。幸喜面前只有一条
路。我咬着牙一步步慢慢走，不多远就看见拐弯处有一所房屋，门口挂着“人民公社”
的牌子，我那些同伙正在门口休息。我很不必急急忙忙，不自量力。后面几位老先生和
女同志们，留一二人看守行李，他们大包小件扛着抬着慢慢搬运，渐渐地都齐集了。
那半天我们在公社休息，等候正副队长和公社干部商定如何安插我们。我们分成两
队。一队驻在富庶的稻米之乡，由副队长带领；一队驻在贫瘠的山村，由正队长带领。
我是分在山村的，连同队长共五男二女。男的都比我年长，女的比我小，可是比我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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