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你在七桥停一下好吗？”
司机接过香烟以后，只看了一眼，就将那根湿漉漉的香烟从车窗扔了出去。我年幼的朋友望着司机不屑一顾的神色，难受地低下了头。他心里盘算着在过了七桥后那一站下车，然后往回走。可是司机却在七桥为他停下了汽车。那已是接近中午的时候了，鲁鲁看到了不远处长长的围墙。围墙上的铁丝网让他认定这就是劳改农场。这个七岁的孩子就将草席背在身后，提着那个和他人一样大的旅行袋，在耀眼的阳光里向那里走去。
他走到了劳改农场的大门口，看到一个当兵的在那里持枪站岗，他走到跟前，望望自己手心里的香烟，想到刚才司机将烟扔出车外的情景，他就不敢再将香烟递上去，而羞怯地向站岗的年轻人笑了笑。然后对他说：
“我要和我妈住在一起。”他指指草席和旅行袋。“我把家全都搬来了。”
鲁鲁见到母亲的时候已是下午了。他被站岗的年轻人交给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带他走了一段路以后，交给了一个大胡子。大胡子把他带到了一间小屋子。
身穿一身黑衣的冯玉青就这样见到了自己鼻青眼肿的儿子，年幼的儿子独自一人找到了这里，使冯玉青流下了眼泪。
终于见到母亲的鲁鲁，则是兴奋地告诉她：
“我不念书了，我要自学成材了。”
这时冯玉青双手捂住脸，哭出了声音，于是鲁鲁也哭了起来。他们的见面十分短暂，没过多久，一个男人走进来要带走冯玉青。鲁鲁就急急忙忙提起旅行袋和草席，准备跟着母亲一起走，可他被挡住了，他就尖声叫起来：
“为什么？”
那个男人告诉他，他现在应该回去了。他拚命摇头，说道：“我不回去，我要和我妈住在一起。”随后他向母亲喊道：
“你和他说说，我不回去。”
可是回过头来的母亲也让他回去，他就伤心地放声大哭了，他向母亲喊叫：
“我把草席都带来了，我就睡在你的床铺下面，我不会占地方的。”
后来的几天，鲁鲁开始了餐风露宿的生活。他将草席铺在一棵樟树的下面，将旅行袋作为枕头，躺在那儿读自己的课本。饿了就拿母亲留给他的钱，到近旁一家小吃店去吃一点东西。这是一个十分警觉的孩子，只要一听到整齐的脚步声，他就立刻扔了课本撑起身体，睁大乌黑的眼睛。一群身穿黑衣的囚犯，扛着锄头排着队从不远处走过时，他欣喜的目光就能看到母亲望着自己的眼睛。
说我祖父孙有元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家伙，那是我父亲的看法。孙广才是一个善于推卸责任的父亲，他热衷于对我进行粗野的教育，当我皮开肉绽，同时他也气喘吁吁的时候，他就开始塑造祖父的形象了，他说：
“要是我爹，早把你揍死啦。”
我的祖父已经死去，我父亲就像当时所有依然活着的人那样，习惯于将暴君这种可怕的意思安放在死者的坟顶，而他们自己是文明和优雅的。父亲的话多少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在那使我痛不欲生的时刻总算过去后，我在心里不能不对父亲有所感激。父亲这话毕竟还是表达了对我生命的重视。
当我成年以后，开始确立祖父在我心目中的真实形象时，我感到难以将他想象成一个怒气冲冲的家伙。也许我父亲是用自己童年的教训给予我安慰，仿佛他是在这样说：比起我小时候挨的打，你这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我当时就能够理解到这一层意思，那么我的肉体在遭受打击时，我的自尊仍将会完好无损。可是疼痛使我丧失了全部的智力，除了像动物那样发出喊叫，我又能表达什么呢？
我祖父在那个时代里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尊重令人吃惊，其实他是在不知不觉中表达着对命运的感激。我的祖母曾经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子，她十六岁时穿着绣花小鞋在轿子里成为了他人之妻，可是两年后她却被迫离开那座深宅大院，伏在一个穷光蛋的背脊上昏昏欲睡。我一贫如洗的祖父将她带到了杂草丛生的南门。我祖母值得炫耀的出生，使孙有元一生都暗淡无光。
这个我三岁时死去的女人，始终保持了与我们家当时的气氛很不协调的习惯，以此证明她曾经有过的富贵生活并未全部消亡。冬天寒冷的时候，我贫困的家中竟然燃起炭火。我祖母终日地候在炭盆旁，双目微闭一副无所事事的神态。她一生睡觉之前都要用热水烫脚，那双形状古怪的小脚在水中逐渐出现了粉红的颜色，这个印象在我记忆里经久不衰。那是一双从未下过水田的小脚，虽然她和一个种田人同床共眠了三十多年。她那种慵懒的贵族习气在我们破烂不堪的家中，竟然不受阻挠地飘荡了几十年。在父亲眼中是怒气冲冲的祖父，在我眼中却是垂着双手，谦卑地站在祖母的脚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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