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整的经历让逢春委屈，也让他变得爱思考。高中毕业时，他看上去有点儿少年老成。
柳雅平总在逢春脑子里冒出来。圆脸，杏眼，扎小辫儿，两颗小虎牙，笑起来特别灿烂。她是他的同班同学，有段时间还是同桌。夏天穿短袖，一不小心，逢春的左肘与她的右胳膊相触，触电似的感觉。班级里男生女生接触有舆论和氛围上的障碍，异性之间不仅授受不亲，连说句话也会让其他同学侧目。（真想不通“破四旧”、“反封建”旗帜高扬的“文革”时期，乡村中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风尚？）柳雅平遇到难题需要向赵逢春请教，只能悄声说，“哎，这道题不会。”逢春低着头红着脸给她讲，并不敢看女孩的眼睛。章老师整治逢春，柳雅平坚定不移支持、声援他，给了班主任许多白眼和软钉子，她把参与围攻赵逢春的同学一律称作“叭儿狗”，这种骂人的方式来自语文课本上鲁迅先生骂人的文章。逢春暗暗佩服这女孩的智慧和胆量，他对柳雅平留下最强烈的印象是：女孩的母亲为了给继父生儿子——此前母亲已生了柳雅平3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产后大出血死去。柳雅平送葬之后回到学校，将本应戴在头上当孝布的白纱巾系到脖项，点缀出强烈的素雅。她眼睛红红的，满脸忧伤，表情动人。逢春在校园遇见她，猛然觉得心颤，眼圈一下子红了，女孩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他的脑子里。
两天前，朝夕相处的高中同学经过简单的毕业仪式，不得不依依惜别离开学校。乡村孩子同样有青春年少的激情澎湃，分手时却表现得含蓄、内向。也有毕业留影、临别赠言，但没有人流眼泪，挥挥手，背起简单的行装各奔东西。逢春的铺盖和生活用品、文具让同村的同学家长用架子车带走了，他和柳雅平等几个人去了潘家村。潘家村有潘霞，潘霞是赵逢春和柳雅平共同的朋友。去年秋天“走‘五七’道路”，全班同学在潘家村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一星期。潘霞的父亲——曾当过某剧团团长、回乡“监督劳动”的艺术家——不知怎的一眼看中了逢春，一再教导他女儿，说不要小看了赵逢春，这小伙子将来前途无量，弄得潘霞朝她爸直翻白眼。毕业仪式结束，经潘霞提议，几个人相约到她家去玩。同去的另一男生叫梁建东，是柳雅平的暗恋者，想在毕业分手时向她要个说法。几个年轻人到来让潘霞爸爸十分高兴，他不仅让老伴儿摊煎饼款待，而且谈兴大发，和孩子们聊到夜深。
逢春和他的同学一夜无眠。起先坐在院里，后来感觉寒意袭人了才转移到屋内，大家围坐在炕上。相向而坐的几个人腿上共同盖一床薄被，想说的话持续不断，谁都没有瞌睡的意思。起先还有一盏昏暗的电灯，后来停电了，也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年轻人的窃窃私语在空气里来回穿梭，交流着他们之间无尽的友谊和留恋，说不清道不明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男女之情也在屋子里飘来荡去。后半夜，柳雅平黑暗中拉一拉赵逢春的手，对大家说，“我要上茅房”。逢春说，“我陪你到院里，外头黑得太。”这样，两人共同创造了在院里单独说几句话的机会。柳雅平说，“梁建东要我表态……”逢春说，“你答应他了？”柳雅平说，“我要是答应他，跟你说啥呢！”逢春很激动。
直到鸡叫三遍，东方天边显现出一绺白，几个年轻人才东倒西歪迷糊了一阵儿。
“真的要当农民了！真的要当人民公社社员了！”潘霞说了好几次。
“当就当呗。”逢春随口说。
让蚊子叮咬得难以入睡，逢春一个人静静思考着。早在上小学时候，村里一位年长他七、八岁的哥哥考上本科，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当时轰动全村，这位哥哥从此成为逢春心目中的楷模和向往。中学时期，他不止一次做过大学梦。上大学，将来当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用聪明才智报效国家，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是赵逢春坚定不移的信念。升入西皋中学就读，户口转为“商品粮”，他心里也曾燃起希望，后来事实证明这两年城镇户口的意义只是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缓解了饥饿。随着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高潮并且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他们这些农村知识青年读完高中，也必须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再通过“推荐”的方式选择少数优秀分子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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