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爹回了百舍，班得森不再来主日学校上课。
花主们打听到老有爹还在村里，哩啦着都回了村，一时间土匪军头们都打起了抗日的旗号，趁机找花主索要给养。他们晚上砸门，花主们有钱的隔着门缝往外塞钱，没钱的就把花包系上房扔到街上。遇到不给钱也不给花的花主，土匪们就搭人梯进院绑票。他们把花主绑到邻县水泊里，摁进小船，捎信让家人去回。回人就得倾家荡产，带着花柴卖花地。这年花地没收成，这年花地易主多。
又过了两年，有个姓范的人来找老有爹。这人二十多岁年纪，个儿不高，赤红脸，短脖子，刷子眉。姓范的见了老有爹开宗明义地说：“我是上级派来开辟工作的，当前离城远的村子都建立了抗日政权。百舍离城虽近，迟早也得建立。要建立就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我们知道你具有爱国思想，应该为宣传群众尽力。”老有爹知道姓范的说的“我们”是指谁，便说：“当如何尽力？”姓范的说：“我们了解你是当地名士，爱国心切，抗日政府要实行统一战线，一致对敌，统一战线里少不了各类爱国人士和人才。打个比方吧，你教书有经验还会谱歌，为抗日出力的前途宽阔得很。将来政府要成立参议会，你就是政府的参议员。”老有爹说：“我纵然办过教育，可眼下你来我往也不是办校的时候。”老范说：“也不尽然。外村就有先办起夜校的，咱不妨也办个夜校。”老有爹说：“要办也不难，本村倒有一班男女青年都荒废着。可教材呢？经费呢？”老范说：“目前政府没有统一教材，你自选课文达到识字的目的就行。政治课本我们解决。你讲讲反封建也是政治呀，尤其闺女媳妇，不打破封建思想，大模大样地上学都很难。其他方面就得因陋就简。”老有爹不再推托。
姓范的在老有家一住三日。老有已长大成人，哥哥明喜和他分了家：花地以垄沟为界一劈两半。老有爹娘跟老有吃饭。老有给姓范的端饭，觉出姓范的面熟。姓范的光笑也不说。过了好久，姓范的和老有爹接触多了，才吐露了真名，说，他不姓范，姓安，本县代安人，和百舍相距四十里，可也没出县。他家以前开花坊，小时候还跟他爹到百舍赶集买过花。他的小名叫国。
事变那年国正在保定上师范，在学校入了党。事变后回县接上了关系，现在区里担任青联抗助理员。
老有爹配合国利用主日学校的旧址，办了一所夜校。人们改不过口，都还叫主日学。这是一家闲宅院的三间北房，屋子高大空旷。原先屋里只有几张旧方桌，几条长凳。班得森对着方桌上课，跟老有爹说，这格局像中国私塾。现在老有爹叫人搬走了方桌，用土坯垒成墩儿，搭上木板当课桌，课桌后面再搁上条凳，买高丽纸把窗户糊严实。学生们还效仿着村里唱秧歌的戏台上的照明方式照明：他们把新秫秸的粗头劈四瓣，编个马莲座，把头弯个对头弯插到梁缝里。马莲座上放只吃饭的黑碗，添上花子油，用好花搓捡儿，点起来。主日学三间房子十来盏灯，高灯下明。
学生中闺女居多，也有半大小子，他们坐在后排很是不显眼。闺女居多的地方，小子就不显。
上课时，老有爹在堂上讲课，闺女们从头上摘下卡子不住拨灯。灯花掉在纸上、本儿上，她们就一惊一乍，秩序乱了，老有爹就在堂上拍桌子，说没见过这样的学生。
老有爹教她们识字，讲什么是封建，如何反。没有合适的识字课本，他就用一本半文言的实用国文代替。这实用国文的第一课是：国旗。“国旗者，一国之标志也。无论何处如见本国之国旗，必表行礼。某日学校开学，悬国旗于堂上，教员率学生向之鞠躬者三。礼毕，随开课。”课文里还有“曾参之子泣”，“雁候鸟也”。后来国拿来油印小册子《新民主主义论》让老有爹讲，可识字还得用实用国文。课文对于闺女们虽然深不可测，但老有爹讲得明白，学生对字们也认得死。有时国来百舍也坐在后面听得入神。遇到老有爹拍桌子镇不住学生时，国就站到堂上讲话。他说：“不遵守课堂秩序，就是对抗日政府办夜校还没有起码的认识。让你们坐在这儿不是光让你们拿卡子拨灯来了，掉个灯花也值得大呼小叫。坐在这儿就要想到抗日，想到爱国。我问你们想脱产不想，你们都说想。想脱产就得先明白夜校对你们的意义，夜校也是个抗日摇篮。你们要是再不明白，我就给你们作个时事报告。”学生们一听国要作报告，才安静下来。国说：“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形势是残酷的，而且越来越残酷。别看骑马的日本兵还没到百舍来，光是骑自行车的新民会催促老百姓种花，还贷给洋泵、肥田粉，可日后你的花必须交给日本人低价收购。这也是侵略，也是搜刮掠夺。你们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都安心听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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