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写了《菩萨蛮》。
这是一个发生在南方一个平民家中的故事，是一个传统的一家人的故事，只是所有的叙述通过亡父华金斗的幽灵来完成。
故事发生时间：六十年代——八十年代。
叙述人华金斗是个怨天尤人牢骚满腹的幽灵，这个人已经死去，做一个飘荡的幽灵，不用吃饭，省了口粮，不用穿衣，省了布线，这一点他很满意，但他既然已经死去，就管不了家里人的闲事，这使他在天上仍然怒火满腔。死人不愿安息，注定是一个痛苦而孤独的幽灵。
大姑是活着的，如此她就要照顾哥嫂遗留下来的五个子女。大姑对孩子们的爱是一锅粘稠的粥，看不见清晰的内容，但正是这种粥型之爱喂饱了孩子们，使他们长大成人，大姑在漫长的岁月中顽强地责备整个世界，呵护华家的孩子，因为太忙太累她来不及思考，所以她并不知道她的孤独，在我看来，大姑这样的女性，不懂孤独便是她的孤独。
说到华家的孩子们，除了二女儿新梅，几乎个个让华金斗很铁不成钢，可是新梅却让一个浑小子骗大了肚子，红颜早逝，剩下的三女一男、他们从小就跟父亲的亡灵对着干，虽然结结巴巴地长大成了人，但又算什么玩意儿？尤其是华家的唯一的儿子，他竟然不能为华家传继血脉，整天跟男人在一起鬼混。用港台流行的说法，他是一个可恶的“基佬”。
我写了一个痛哭的幽灵，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遭此磨难，后来他就不想管人间的什么闲事了，他想接去了地狱，把更大的孤独留给别人，留给我，留给我们大家。
多年来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既主动又被动的结果，其中甘苦我已有过品尝，但我不喜欢将其细细描述太多，更不喜欢那种夸张的戏剧化的自传性语言，我只想说，我在努力靠近我的梦想，我想趁年轻时多写些小说，多留几部长篇和小说集，作为一个文学信徒对大师们最好的祭奠。
对于美国作家塞林格的一度迷恋使我写下了近十个短篇，包括《乘滑轮车远去》、《伤心的舞蹈》、《午后故事》等。这组小说以一个少年—，视角观望和参与生活，背景是我从小长大的苏州城北的一条老街。小说中的情绪是随意而童稚化的，很少有评论家关注这组短篇，但它们对于我却是异常重要的。八四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我在单身宿舍里写了四千多字的短篇《桑园留念》，那个午后值得怀念。我因此走出第一步，我珍惜这批稚嫩而纯粹的习作。
朋友仍一般都认为我的三部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奏成群》是我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我同意这种看法。现在回头看这三部中篇，明显可见我在小说泥沼中挣扎前行的痕迹，我就此非常感激《收获》杂志，他们容纳了我并帮助我确立了自信的态度。《妻妻成群》给我带来的好运纯属偶然和巧合，对于我的创作来说、《妻》是我的一次艺术尝试，我力图在此篇中摆脱以往惯用的形式圈套，而以一种古典精神和生活原貌填塞小说空间，我尝试了细腻的写实手法，写入物、人物关系和与之相应的故事，结果发现这同样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写作过程。我也因此真正发现了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妻》的女主人公颂莲后来成为我创作中的“情结”，在以后的几个中篇中，我自然而然地写了“颂莲”式的女性，譬如《红粉》中的小曹和《妇女生活》中的娴和萧。到目前为止，所谓的女性系列已都写成，我将继续“走动”，搜寻我创作中新的可能性。
小说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我和所有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小心翼翼地摸索，所有的努力似乎就是在黑暗中寻找一根灯绳，企望有灿烂的光明在刹那间照亮你的小说以及整个生命。
在去年的一篇小文章中，我曾就小说风格问题谈了几点想法。我一直认为当一个作家的创作形成所谓的风格之后，创作危机也随即来临，如何跳出风格的“陷阱”，如何发展和丰富创作内涵成为最迫切的任务，要不断地向昨天的作品告别，要勇于打碎原有的一切，塑造全新的作品面貌和风格，我想这才是写作生命中最有意义的阶段，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创作流程，正如我刚才的比喻，必须有勇气走进小说迷宫中的每扇门，每一个黑暗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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