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取消了佛教修者与古希腊先哲的区别，意在说明马丁格所见所感并不足导至儿子的选择。马丁格不认可父亲，温和地反驳道：
西藏的大师并不试图制定一种学说，而是要成为一种千年传统的忠诚完备的守护者。总而言之，不管古代西方情况如何，那些身体力行的西方大师现在早已消失了，而现在在西藏，在喜马拉雅山，仍然存在着一种活着的、可到达的、像美好事物的橱窗一样的传统，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事实。
请原谅，哪些美好事物？老头晃了晃空烟斗，你领会了佛教学说中的什么东西？我是说那时候，你年轻的时候，要知道，自己成为一种学说的化身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这种学说具有价值！
父亲老而夺人的目光直击儿子。马丁格不得不承认，在六十年代，确切地说在1966年，他对佛教的确还没什么明确的概念，不过是仅仅看见了那些哲人，仅仅是通过一部电影看到了透露出的那一点点东西。
但是，就是那一点点东西，已使我预感到了一种有着启发意义的东西！
马丁格没觉察到自己的声音也多少提高了。
你知道，马丁格又缓和了口气，在我成长的环境中，由于你，我遇到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戏剧家；由于我的母亲画家雅娜·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艺术家和诗人，像画家亨利·马蒂斯，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由于我的舅父雅克－伊夫·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著名的探险者；由于我的导师雅格布，我遇到一些来自巴斯德学院举行讲座的学者。我就这样被引导着，与很多方面具有慑服力的人物相交往。但是，同时，他们在自己的学科中显露出的才华并没有必然引起这样一种东西：我称之为“人的完善”的东西。他们的才能、知识、技能、名声并不因此就使他们成为好的人类存在者。一个伟大的诗人可能是一个骗子，一个伟大的学者就他自身而言可能是个不幸的人，一个艺术家则粗野、骄傲自大……
马丁格谈到的问题是尖锐的，事实的确如此，就人的理想的“完善”的境界而言，这的确是一个个人是否真正幸福的问题、是那些杰出人物或者任何一个人的困境。但是，这是永远也解释不清的。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显然不想在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上纠缠，于是不无幽默地谈起儿子对对鸟类的爱好。
那时候，我记得，也就是1966年前后，你好像还热爱过一阵子照相术和鸟类学，对了，我记得你在22岁时还写了一本关于动物迁徙的书。此外，我记得你曾强烈地投身于音乐。
这些爱好回忆起来的确是亲切的，马丁格似乎进入了父亲的轨道。
但事实并非如此，马丁格坚如磐石。
是的，鸟类学和新音乐都曾经强烈地吸引过我，特别是音乐，在我母亲那里我多次见过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和另外一些法国杰出音乐家，我有很多机会与那些在西方激起人们崇拜的人站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一次次怀疑地问自己：我是不是向往他们这一切？
你并不想成为他们。
是的，不。他们当时并不让我感觉满足，相反倒是那些喜马拉雅山的电影让我发现了更多的东西。阿尔诺·戴雅尔丹在电影中说的话让我震撼，他说：我相信，最后一批伟大哲人、精神活着的榜样，就是现在这些居住在喜马拉雅山的西藏大师。就在那个假期，我改变了原来准备去日本旅行的想法，去了喜马拉雅山。
阿农·阿佩菲尔德1945年
在解放了的奥斯维辛写道：无限的寂静，
仅存的人把死亡描述为寂静。
没人是快乐的，幸存者伫立栅栏边，
人类的语言连同它细微的差异，
全变成了沉默的休止符。
我在门前开有一小片菜地，自己种菜吃，并不是说我要模仿古代知识分子，或者像维格和她那些自以为是的朋友们嘲笑的那样：模仿陶渊明的生活。不。不是这样的，完全是两回事，主要是没菜吃。主要是我每次要想吃点青菜就得骑上差不多一小时的自行车到拉萨城里的自由市场去买，这对我来说是件既日常又麻烦的事。拉萨阳光好，日照充足，冬天，气温最高时能达到18度，我读过生物系，对植物无论如何都有种特殊的感情，我决定干脆自己种菜吃。自己种菜吃一点也没什么复杂的，不过就是开上一小片地，扯上点塑料薄膜，撒上种子，浇浇水，根本累不着什么，和田园或伪田园都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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