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便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一雷待。又是整整两个月，一天下多，一天不少。7月16日，凯山再次深入香农乡香农村视察，听取杨有生和刘淑湘的意见。
“贡滥制度严重束搏生产力的发展，”杨有生恳切地对寮中央总书记进言，“因此，农村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废除贡滥制度。”
凯山·丰威汉总书记比上次听汇报前进一步，点点头承认道：“中国和越南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农民才得到解放。
我们老挝农村的贡滥制度也应彻底废除。这是毫无疑义的。”
凯山略一停顿，放缓声音问：“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废除贡滥制度？”
杨有生还是不正面回答，绕山绕水道：“中国云南省的做法是，发动群众斗争地主，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
讲到这里，杨有生决定结合些实际谈。
“香农村的贡滥主是陶会，据我们调查，他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罪大恶极。干部和群众一致强烈要求将他交群众大会批斗，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彻底取消他的特权！”
工作组中的老挝同志堤坎朋停止记录，插言道：“陶会不仅压迫、剥削祥众，还与敌特相勾结，反革命气焰很嚣张。如下交群众批斗，群众发动不起来，下步工作很难开展。”
凯山·丰威汉瞥一眼堤坎朋，没言声。在老挝，群众要求批斗陶会是政治觉醒的表现，是废除贡滥制，充分发动群众的有效办法。但是，老挝缺少搞群众运动的经验，一旦运动起来，能掌握住吗？”
于是，越南党一些领导人的声音又在他耳边响起来：“十年前我们搞土改，推广中国这一经验，犯了过火斗争的错误，后来又进行了纠偏……改为和平土改。”
终于，凯山沉吟道：“前面有两条道路供我们选择：一条是中国式的土改，一条是越南式的土改，我们应该走哪条？”他不怕将内心的矛盾暴露给中国同志，单此一点就足够说明他对中国同志的信任和感情。
“他思索着踱了一阵步，到底拿不定主怠，便说：“这样吧，采用什么方法废除贡滥制。让我们进一步调查研究之后再决定吧。”
工作组等待寮中央的最后决策，又是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
凯山·丰威汉去了河内，数月不归，寮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不表态，在香农试点的同志们陷入窘境。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驻桑怒工作组党委研究决定：香农试点废除贡滥制涉及老挝社会制度改革的大政方针，完全属于寮中央的内政，我们不予干涉；如寮中央继续征求我们的意见，坚持以介绍中国经验供他们参考，绝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段苏权对杨有生等同志明确宣布说：“我们的建议只向老挝同志谈，一个建议至多讲两次，不同越方发生争执。”
又过半个月，凯山未归，堤坎朋却带来了越南方面的意见：原则上同意废除贡滥制，但具体方法应是协商、谈判。
至此，中越之间的分歧已经明朗，焦点在于对贡滥主是按敌我矛盾处理，还是投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66年11月4日．刚从河内回来的凯山·丰威汉邀请段苏权到所豪举行会谈。
所豪；位于寮中央驻地以东3O公里的深山老林之中。
是老挝解放区的“夹皮沟”，群众基础很好。这里人烟稀少，除了林海村涛和满山的猴子啼叫声，别无干扰。
礼节性的表示之后，会谈开始。还是先由中国工作组的同志介绍在香农及下寮搞农村调查的槽况，介绍在云南边疆做民族工作的经验。
渐渐地，会谈进入关键内容：怎样废除贡滥制度？
凯山·丰威汉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先肯定了香农试点工作，明确表示：“感谢中国同志做了大量深入细致又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我们帮助很大。不废除贡滥制度，不进行土地改革，不开展对敌斗争，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要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就很困难。对此，段同志谈过他的经验，对我也是有很大启发。”
段苏权和他的父亲以及他的许多亲友都是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时期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他曾经从切身体会谈起：“如果没有打土豪，分团地，组织农会，建党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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