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将家里情况如实作汇报。毛泽东听说我母亲没病，是拍了假电报，便感慨道：“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爱是其他的爱不能相比的。”当我讲到乡亲们对我的议论时，毛泽东笑了，逗趣说：“是啊，红老鼠，你的官不大地位可不低呢。
接着，我讲了互助组的情况。我说，我父亲除了一双打铁的手，什么也没有，所以搞互助组很积极。我爷爷有作坊，自己干得挺好。他不愿意参加互助组，就把他的工具拿走了，不参加就没活路。
毛泽东不再笑，认真望住我问：“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还是站在你爹的立场？”
我低下头小声说：“反正不经本人同意就收走我爷爷的工具下对。政策不是说自愿吗？”
“那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上了？”
我低着头久久不语。
“嗯，”毛泽东在喉咙深处哼一声，慢条斯理说，“先不论你的立场，你敢讲真话我还是喜欢的。我看我们很能合得来。”
卫士值班分正副班。值班室有一个记事本，是交班日记。正班记录毛泽东的起居活动，副班记录江青的起居活动。其中，值班人员很注意交代毛泽东的睡眠情况。
毛泽东睡觉难，一直服安眠药。有时服一次即可入睡，有时要服两次。那规律是：第一次服药后，擦个澡上床。继续看书，但不着文件了。卫士陪在身边替他做按摩。这也是他与卫士聊天的时候。聊与不聊、多聊少聊因人而异。若一小时后仍未入睡。便服第二次药。并吃点芋头或地瓜。第二次服药后一般即可入睡。若仍然不能入睡，他就开始表现烦躁不安。于是，保健医生便会视情况决定让他服下第三份安眠药。
我们很注意照顾毛泽东的睡眠。夏天热，有时连白布单也盖不住。我们便在他人睡后再将白布单覆在他肚子上，以防肚子受凉。枕头上虽有凉席，他仍觉热，常用垫报纸的上办法。我们熟悉了。便事先替他垫好。
毛泽东的床五尺宽，但是一多半被书所占。有次我发现他被子掉了地，灵机一动。便自作主张，找木工在他的床帮上加了半尺宽一条活动木板，睡觉时支起来，起床时放下去。被子便不会再掉地。毛泽东很高兴，夸奖我：“你很会动脑筋啊，说明你做事认真。
中南海里一些熟人常说：“小田在毛主席和江青面前很吃得开。”如今想来，我其实并不比别的卫士工作更出色。那原因大约反映在毛泽东对我讲的一段话中：“小田，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很愿意跟你谈心，我就喜欢你敢讲真话。”
我到毛泽东身边时还只是个少年。老卫士讲话都是很慎重的。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注意立场、态度和大道理。我的年纪和性格决定了我讲话随便，当说不当说的都说，正面话反面话全讲。以后习惯了改也改不了。恰恰这一条毛泽东很欣赏。他曾抚着我头发说：“小田哪。你是个好人。我真希望你在我这里呆一辈子。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会想你的。”
受到毛泽东喜爱，我不免有些骄傲，有时便显出盛气凌人。有次毛泽东外出视察，在火车上，列车员姚淑贤开门慢了些，我便发态度，同她争吵起来，甚至骂了很多难听话。事过之后也根本没往心里去。
可是。姚淑贤含泪向毛泽东告了状。
那是毛泽东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指着我鼻子责问：“你为什么对小姚耍态度？”
毛泽东严厉的面容使我吓一跳，收起往日那种大大咧咧什么也不在乎的劲头，老老实实立正站好。
“越来越不像话！”毛泽东的目光使我颤栗。“你去向她道歉。要当面检查，检查不好不要来见我。”
这一来，我威风扫地，接连几天抬不起头。
毛泽东发脾气毕竟简单明了，过去便过去了，无须多想。江青发脾气则不然。那时，各位首长的卫士们碰到一起，都说：首长好伺候，夫人难挡。在毛泽东的家庭里也不例外。
那是在北戴河，我同江青的护士闹矛盾，把她骂哭了。我耍起态度来是很凶、很狂的，可是一见她朝江青屋里走去，便有些心怯。尽管嘴巴仍然硬：“你告去，妈的，告上天去我也不怕！”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权延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