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虽有一定思想准备，却也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皱眉道：“那怎么办他要辩论我也只好辩辩这个道理，我认为我是讲的实话。”
“你讲的是实情，不过……唉，我的意见是不要再闹了，书记处也是这个意见。”习仲勋表示了同情周惠的态度，息事宁人地说：“还是讲团结嘛，不要内部又闹起矛盾。”
“你说怎么办？”周惠望住习仲勋。
“打个电话，”习仲勋眨眨眼皮，冲电话机扬扬下巴，“几十年的老战友了，他也是你老上级，你就高姿态嘛，说两句就揭过去了，以后别闹”
“你们都是做了好人，就是我做了恶人。”周惠嘟哝着抓起电话，拨通号码：“XX同志我是周惠呀。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我看这样吧，什么时候我们见面聊聊，谈谈心，你看怎么”
“好吧，”对方毕竟是老领导，说话还客气，“以后见面再聊吧。”
以后见面不少，却再也没讲过一句话，迎面相遇，至多不过互相点一下头，便陌路人一样分开
反而是同那些倒霉的下台干部可以推心置腹地谈些心里话。
一番没明没夜的下乡、开会，这位矮墩墩的身形颇让人联想到拿破仑的周惠终于累倒住进北京医院。这正是他两年前进门受阻大发雷霆的高干病房区。
今非昔比，他受到热情接待和精心治理。
病区里还住着一位倒霉的朋友，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由于“文革”中的问题，他被“一撸到底”，身体也垮了，住进北京医院，独个儿冷冷清清，四周围人迹渺渺，一幅凄凉晚景。
周惠的到来，给他清冷的晚景带来一点温度。没有避嫌，一如往昔朝一堆儿凑，谈天说地再加三教九流。
变化也是有的。
二十年前，刘建勋在庐山春风得意，周惠见面就骂：“刘建勋呀，你他娘的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卫星你也放了，再打个电话把真话也讲了……”
刘建勋大动感情：“我倒了霉，亲朋故旧躲还躲不赢，难得你春风得意，不忘旧情……”
周惠忙摇手：“别这样讲，人是互惠的。庐山我倒了霉，你对我不错，像个朋友。”
刘建勋摇头：“我在河南究竟怎么三刀六洞，罪恶滔天？就这样对待我……”
“唉，想开点，”周惠劝慰，“任何事都有个氛围，不是孤立的。我在庐山又有几个人理睬？更不要说理解。‘文革’伤了那么多人，他们的冤屈又向谁说？回过头想想，共产党的干部谁没挨过整，谁又没整过人？过去搞的就是六亲不认，斗争哲学嘛。”
刘建勋沉默苦笑片刻，道：“说到底还是大码头没事，小码头遭淹哪。”
周惠也笑他了解刘建勋这个人，走江湖、跑码头、三教九流、哥儿们义气之类的东西都有一套，言谈举止很习惯地便会带出来一些。当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正是“文革”期间个人崇拜闹得最凶之际，一路行来，所有前未晋见的干部，或者“激动万分”，或者诚惶诚恐，惟独刘建勋，汇报河南形势，大咧咧坐毛泽东对面，边讲边撸起裤腿，露出两条腿，鞋也是趿拉着，陪毛泽东同行的杨成武直皱眉头，他习惯军人严肃的生活，频频用眼色提醒刘建勋，刘建勋全然不觉，竟盘起腿来，两手一边搓脚丫，一边抱怨形势太乱，控制不住。
客观讲，刘建勋不管有什么错误，人还是很本色的，没有那么多诡谲虚假。
“抓‘四人帮’，华国锋和汪东兴还是立了功。”周惠替“大码头”说句公道话。
“我住进北京医院也不容易，外面的形势就更是一无所知”刘建勋含蓄表明希望知道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
“《光明日报》关于‘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初稿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胡福明写的，十易其稿，一炮冲天，胡耀邦和罗瑞卿起了大作用。‘凡是派’是不叫发的，胡和罗顶住坚持发出来，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个标准一搞清楚，是非就好判断”周惠向刘建勋介绍了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情况，然后说：“现在形势已经明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是行不通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会不断加强，阶级斗争为纲已被否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也为全党所公认。搞经济建设，先顾农民这个‘大头’，党内也有共识。如何搞？是继续学大寨还是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党内有分歧，有争论。不过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民心和民意；停止学大寨的主要呼声不是我们这些‘还乡团’，主要是农民自己。搞责任制，包产到户，主要也是农民自身的要求。我看这个潮流是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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