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分别坐在我的对面和侧面，互相照应地微笑，就像是一对准备结婚的热恋情人，来找我的目的是开结婚介绍信。
“这诗是谁写的？”庆子发现了我放在桌子上的纸条，“写得太好了，我就想这样活着。”
“好家伙，这几行诗写出了全体人民的心声。”我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内心很复杂，我十分惊奇的是庆子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怒气冲天恨不得掐死他的女士摆子。这本领上帝一定是忘了给我。
“所长，有件事我得跟您说说。”庆子的语调比我更像所长，“吴老师都跟您说了，我就补充一点儿，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我爱人肯定不会来，还有，吴老师调动的事儿您也答应了。我欠您的人情，等过段时间，分完房子，咱们再慢慢聊。”庆子说完这话，我想，如果让他当所长，会比我和张道福都强。
庆子要告辞，吴女士对他说，她还有事儿要说。庆子对她发出了一个好丈夫似的微笑，然后对我低声说：“有些人您得防防，从前就出过事的。您不能总是太厚道。”庆子说完像先知一样消失了。
相比之下，留下来的吴女士就太忸怩了。她拐弯抹角地说了半天，主题就是后悔当初在我面前说了庆子的坏话。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她那时太冲动了，也是受了别人的挑拨等等，现在，庆子跟她做了解释，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等等。
“你跟我说过的话，不管是什么，你都尽可以忘了，因为我都忘了。”我不仅是想安慰她，也开始发烦，想让她快点走。如果我也算厚道之人，她肯定比我还厚道。
“不过，所长，调动的事我还是想办。”她说。
“为什么？”
“庆子觉得这样比较好，我也是这么想。”
下班的铃声响过之后，我打开办公室的窗户，双层玻璃之间的窗台上积满了灰尘。我朝天上望去，是晚霞的时间，却没有晚霞，天边是一片均匀的灰色，仿佛天从来就是这样的颜色。这天色让人绝望，好像任何明亮的东西都不会再现。无论是月亮还是太阳。
我想起等待分房的刘托云最后坐在会议室门口的样子，她只是看自己的鞋尖儿，好像那里有无数空房。
我想去看看她。
问她的住址的时候，我想到了张道福，凭直觉认定他知道刘托云的地址。我给他打电话，他新单位的人说他在家休息，我又打到他家里去。
他病了。
“什么病？”
“没什么大不了的病。”他显然不愿意多说。
我问他刘托云的地址。
他立刻兴奋起来：“除了我谁也不知道她的地址。”他就像一个小男孩儿，“她没少给你添麻烦吧？”他诡秘地说，让我感觉那麻烦是他们两个共同策划的，“她跟我说，她这次要是要不到房子，得有许多人为此付出代价。”
“行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去喝两杯。”
“好啊，哎，老胡，觉得咱们两个还挺能聊得来，你说是不？虽然咱们两个不一样。”他突然这么说，我有点措手不及。不过一想，这同感，我也有。
“就是，下次我请你。”
“老胡……”张道福叫了一声，就没话了。我等待着。
“你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吗？”他的声音有些变化。
“没事吧？”
“看怎么说了。”
“什么病？”
“性病。”他低声说。
我突然就大笑起来，受我传染的张道福也大笑起来。我们好像在笑一个我们都认识的熟人，因为他终于得了性病。
笑过之后，我本能地向他道歉。他说：“别胡说八道。这一笑，我舒服多了。”
接着我们又笑了笑，但没有刚才的热烈和由衷。
刘托云住在歌舞团的院儿里，我到那里时，街上正是下班时可怕的混乱。汽车鸣笛，好像在责问前面的汽车，你为什么不走，你这个傻×！自行车拐来拐去，在汽车的旁边尝试着走出自己的捷径。我想起鲁迅说过的那句话，路本来是没有的，走的人多了，就有了。眼前自行车的情形多少有些相似，骑车人拐来拐去，只要能通过，就不去在乎那些走在自行车道上的汽车是不是侵犯了自己的权益。人不能总生气，不然寿命会更短。
在这混乱的嘈杂中，天色暗了下来，夜晚从容地拉开了序幕。
在歌舞团大门口，我打听了一下，那个人就把刘托云的阳台指给了我。那是二楼，阳台没有封闭，也没有堆积任何杂物。通向阳台的门窗挂着厚厚的灰垢，似乎这些门窗好多年没有被打开了。我担心那个人搞错了，又问另一个过路人，他再次指了指这个阳台，我才决定去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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