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八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23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两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消闲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得就多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他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并且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七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第二七就是《动摇》。《动摇》是经过冷静的思索，比较有计划写的。是要借写武汉政府下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利用县城的小场面，由小见大。是要写大革命时期一大部分人对革命的心理状态，他们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动摇》里的重要人物，国民党"左派"方罗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动摇的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土豪劣绅的代表胡国光，他混进革命阵营，却以极左的面貌大肆活动，当时议论纷纷的所谓"过火行为"，很多就是胡国光这班人制造的。他们以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面貌出现，从而破坏共产党的声誉，破坏革命，然后本相毕露，血腥镇压革命。《动摇》的生活素材，取自我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听到和看到的，可以说，我在《动摇》中只不过反映了当时湖北各县发生的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的一鳞半爪。《动摇》就是如实地写了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我没有离开现实，平空制造光明的前景，我也没有写正面人物，我只写了一个李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样的党员我见过不少，但我没有重笔写他，因为在《动摇》中，李克也无回天之力，革命失败的责任只能让方罗兰们去承担。
《动摇》用一个半月时间方始定稿。比《幻灭》长，大约有十万字。等到写完，德沚和母亲已在忙着准备过年了。
写完《动摇》，我松一口气，转而写了些文艺论文、散文、神话研究，以及翻译了一个中篇：新希腊帕拉玛兹的小说《一个人的死》。（所谓"新希腊"，是用现代的希腊语写的，以别于古代的希腊语。）文艺论文有《伊本纳兹评传》、《帕拉玛兹评传》和《小说研究ABC》，后者是在一篇旧稿《人物的研究》（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三号）的基础上加以扩充改写而成的。神话研究，除了将还在一九二六年就写成初稿的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论文写定，并题名《中国神话研究ABC》外，还写了《自然界的神话》、《神话的意义和类别》等五篇短文。此外，我还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
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候，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分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很严厉。批判者认为整齐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静地咀嚼了武汉时期的一切，我想，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仍是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军阀买办统治的国家，只是换上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成立时只有五十几个党员，到一九二七年就发展到五万党员，谁能说共产党经此挫折，遂一蹶不振？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难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当然，革命起来了也许还会失败，但最后终归要胜利的。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这是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当时我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来写。故事发生于早晨一小时内，地点始终在卧室，人物只有两个：君实和娴娴夫妇。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也就是说，在思想上他是娴娴的带路人；娴娴是"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了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一句话给她丈夫：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要赶上来就来吧。在《创造》中，我暗示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在《创造》中没有悲观色彩。娴娴？是"先走一步了"，她希望君实"赶上去"，小说对此没有作答案，留给读者去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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