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以致毒害主题，那自然是再愚笨不过的事了。然而在
花之外多加上两笔绿叶，使真实生动化而更加真实起来，
这便是艺术的真价。
“花与叶"这一问题概要具如此。本来中国有句老古话：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光是一朵牡丹花，并不好看，必待带叶，然后完成了牡丹之美。所以"叶子"在这里并不是帮衬，而是完成"牡丹之美"的必要条件。花与叶是对立的，相成的，而不是一个为主体，一个为附属。
艺术上的"花与叶"的问题，也应该如此去理解。问题不在"要不要加几笔叶子"或"多加上两笔叶子"，问题是在那些叶子画得对不对。倘使一朵牡丹花旁边加上了菊花的叶子，弄得既不象牡丹，又不象菊花，这才真正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花是牡丹花，叶也确是牡丹叶，那么，即使叶子太多了些，也不至于"毒害主题"。因为一朵牡丹两张叶固然是牡丹，四五张乃至七八张叶，也仍然是牡丹，不会变做了芍药的。"叶子"而至于"毒害"了花（主题），一定是这些“叶子"和"花"本非同类。所以文艺上的"花叶问题"，第一要认明花与叶是相需相成的，叶子不处于帮衬的地位；第二要注意是否配错了叶子。质诸洪深先生等三位，以为何如？
提起了"儿童年"，弄文学的朋友不免要想起儿童文学；想起了儿童文学，第一个扑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当然是怎样使儿童容易懂得。其实这个问题不但儿童文学的作者应该注意，一般文学的作者都应该注意；又不但文学的作者应该注意，是凡要把文章做出来给别人读的人们都应该注意。无论我们写的是什么，我们都得先问一问：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
从事实的证据看来，要文章写得好懂，和要文章写得难懂是同样不容易的。在思想简单的人们，恐怕写出文章来别人要嫌浅薄，硬梆梆从字句上去用功夫，想要别人看起来好象难懂，结果却不是难懂，是不通。近来有所谓神秘派的诗，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同时，也有很多人在那里高叫"大众化"或"通俗化"，也有很多刊物在那里标榜"大众读物"，或至少"中间读物"，结果却也完全不是那回事。这倒并非因为那些人和刊物没有诚意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力不从心，要这么做做不到。
比如文艺青年要求指导家们指示他一些创作的方法，指导家们就给了他一大套"上层建筑"或是"经济机构"。文艺青年将这套名词背熟了，明知对于自己的创作没有多大帮助，但觉做起批评来是大有用处的，于是他就先做起批评家来了。实际上是做批评的和受批评的同样的不很了然；在前者觉得把这套名词搬弄一番，也就起琳琅可诵，在后者受了几次这样的搬弄之后，渐渐弄出一条轨道来，从此按部就班，再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于是乎他就一辈子不得超生。
适应着这种倾向而产生的就有在有些杂志上占着一栏的“新名词释义"，乃至新名词的专门辞典。这种辞典大都以这套新名词收得越多越新鲜为越可自豪，比如一九三五年一月间铸造的新名词，二月间出版的字典已经收进去，那当然就成了那部辞典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个特色了。但我们的意思，以为一部辞典的价值完全在于它的各个词的解释的易懂性。这当中有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凡解释中所用的词，都必须是不必再查字典也可以懂得的，否则无论那部辞典所收的条数怎么多，都不能算是好辞典。譬如我们买到一本文学辞典，翻到了"文学"这个词，一看定义是：“在社会的下层基础——经济——上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的一种。"这在读过了三年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人们看来，原不会觉得怎样困难，但在普通的读者，却就觉得他那本辞典是白买了。但会觉得白买，还算是运气的，坏就坏在那人象从前士子读《四书》朱注一般，将白文和注解囫囵地吞在肚里，便自以为已经懂得！
我们觉得现在所急需的辞典并不是这一种，却是象《牛津英文辞典》那样Concise的一部用极浅近的释义来解释已流行的普通用词的词典。因为现在在不算文盲的群众中，连“发明"和"发见"一类普通用语都还辨别不清的人们还是占着大多数，你用"建筑”“机构"一类的字眼去和他们解说，他们是包管不敢明说自己不懂的。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茅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