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里不是讨论辞典的问题。我们觉得这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的问题，是现在凡从事写作的人们都得时时向自己问着的，而在理论家和批评家尤其重要。
原因是，无论属于什么学问部门的理论都自然要产生一套专门术语出来，所以从艺术学社会学和哲学等等借用术语的文学理论也自然不在例外。但求普遍易懂起见，将这套术语尽量避免或冲淡，却决不是不可能的事。
至于创作，本来就没有用术语的必要，那末易懂与否就不完全在这上面了。据笔者自己的经验，这是和作品的内容有密切关系的。你拿起笔来觉得有许多话可说，有许多话要说，你当然巴不得别人容易懂得。要不然，你觉得本来没有多话可说，那你就觉得象抽丝一般在那里抽，因而总难免要有点支吾，也就难免要叫人难懂。
但风格的关系也很重要。从前的风格论家有一句名言，说“风格就是人"。天生口吃的你不能勉强他说得流利；天生说话噜苏的你不能叫他说得斩截。因而所谓"沈博奥衍"的龚自珍断然做不到白居易那样的"妇孺能解"。不过这也未尝不可用习惯来矫正。第一要作者先祛除了自私心，把炫博炫奇一类的动机完全去掉，要时时刻刻为读者着想，时时刻刻抱着一种服务的精神。其次要有勇气，因为多数人做的文章难懂，是因怕别人嫌他浅薄，其实浅薄不浅薄是内容的关系，和文字的难易全不相干。你只要相信得过自己的意思值得发表出来，就尽量向浅近方面做去好了。最后，就是修辞方面的注意。寻常都把修辞学当作一种研究怎样文饰词句的学问看，甚至曾听人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玩的一种把戏"，其实是错误的。修辞学明明叫我们多用活字，少用死字；活字就是日常生活所用的字。爱默生说：“生活就是我们的字典。"关于语法和句法，修辞学也明明叫我们竭力保持日常语言的自然。所以真正的修辞学决不会教我们做难懂的文字，却教我们做易懂的文字。而凡自知文字有难懂之病的，倒都非晓得一点修辞学不可。
照目前的情形看起来，要文字做得好懂，似乎是大家都存心了的，但是好懂的文字仍旧还不很多，可见得说虽容易，要办到却不容易，那末现在把这点意思着重的提一提，也许不算多余吧。
我们希望以后每个作家都把求文字好懂认作他的目标之一，也希望每个批评家都把这点作为他的评价标准的一部分。
夜间十一二时，便想到北平近郊的日军大概又在向我军进攻了；同时也想到在这儿上海，在什么外滩公园之类的草地上，大概又有唱《救亡歌》的青年被捕被打；在白俄之类所开的舞场里，大概歌舞正酣，或者在选举什么"上海小姐"；同时我又想到了在各大游戏场中一定也有"独脚戏"在奏演，而一定也有鼎鼎大名的刘春山。
“独脚戏"，一般地说来，是所谓"低级趣味"的。即使是刘春山君的"作品"罢，亦未能尽免。然而刘春山君的“戏"，并不是常常只有"低级趣味"。被捕房禁止的《一二八沪战》，正是刘君的作品；这样充满了热情的作品，谁也不该以其尚有"噱头"或"意识不大正确"而加以苛责。我看他的"戏"次数不多，然而每次在观众们的哄堂笑声中，我感得了兴奋和悲凉。我从刘君那些"噱头"中，辨味了这位民间艺人的含意欲吐而又不敢放言的苦心。他有热情，有正义感；他不是我们所谓"知识分子"，因而你和他作个人谈话时，也许会觉得他毫不出奇，有些地方或者好象糊涂似的，然而他的"戏"，却往往在"噱头"中有骨头。
自然人的刘春山和艺人的刘春山，中间是有一些距离的；即使你对于自然人的刘春山的印象不能多过一个"俗"字，但你对于艺人的刘春山却总觉得他的"噱头"的表面下闪烁着可贵的——义愤和深刻。
在比较自由些的场合，他这特点显露得更明白。有一次，我在一位亲戚家老太太做寿的堂会上听到了刘君的"独脚戏"，便觉得和游戏场中所听的岂不相同了。因为是祝寿，他开头是"寿比南山"，此后即从"山"字发挥，把万宝山、马占山、阎锡山，乃至孙中山，都"组织"进去，连珠炮似的发挥了不少耐人寻味的警句。一位陶冶于"高级趣味"中的小姐本来不听他的，但到后来也啧啧赞美起来。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茅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