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
麦硕同志：为工农兵服务是毛主席指示的文艺方针，是文艺工作者应有的精神。但是，照我看来，帮助你撰写令尊的遗嘱和碑文，恐怕不能用“为工农兵服务”来解释的。再说，立碑纪念，非对人民国家有极大功勋者，是不配的。为子者给父亲立碑，是封建社会的所谓“孝”与新时代的精神完全不符。因此，恕不能效劳。请原谅。兹将来信时所附材料退还，请查收。
此致敬礼！
沈雁冰一九五四年二月
聂继三同志：你用了一年的时间，写了这部《期望》，这种刻苦钻研精神是好的。但这部小说有三个缺点：（一）通篇的故事和人物，凌乱模糊，对话和口语有颇大距离，以致缺乏生动活泼的气氛；（二）基本写作水平太差，应当注意文句的通顺，少写别字，这是起码的条件；（三）看不出什么是主题思想，这样便失去了写小说的目的和意义。虽然你自己以为是有主题思想，但没有形象化，读者就看不出来，就失去效用。兹将原稿退回，请查收。
此致敬礼！
沈雁冰一九五四年三月
魏斯可普夫同志请转《新德意志文学》杂志社：值此捷克优秀的散文家吉希（EgonErwinkisch）七十岁诞辰之际，我们在这里遥申祝念之忱。
吉希是中国人民喜爱和钦敬的捷克作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就用有力的笔调暴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暴行，描写了殖民地人民的悲苦。在文学上，他创立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发展了报告文学，使它变成了一种现代的新文学，一种短小精悍的战斗武器。
吉希的报告集子《秘密的中国》，不但在形式上是别致的，在内容上也是丰富的。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作了深刻的描画，对中国人民寄与了无限的同情。现在，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翻身了，已经作了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吉希描绘的旧中国根本变样了。但我们是不会忘记我们的过去任何亲切的朋友们，吉希是我们怀念的朋友中间的一个。
吉希的逝世，捷克人民和德国人民都表示了哀悼，中国人民也有这同样的情感，并且认为，他的去世是文学事业上的一个损失。
吉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将永远地留存在我们的心里。
专此敬礼！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签名）
一九五五年
《文艺报》编辑部：十四日来信及所附强立同志的《没有施耐庵这个人么？》一稿均已读悉。因为事忙，直到今日作复，十分抱歉。强立同志对我的发表于《文艺报》14期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中的关于“如果写定《水浒》的果真是施耐庵其人”一语，提出反对意见，——他这样的讨论精神，使人佩服。我欢迎他提意见，但是，他对于我那篇文章中的那句话（如上引）的论断，是不能使我佩服的。
首先，我那篇文章的那句话——“如果写定水浒的果真……
是施耐庵起人……“——主要是讲”写定“水浒这件事，而……
不是讲施耐庵之有无其人；施耐庵之有无其人，是一回事，而写定水浒之果真是否施耐庵，又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
谈。强立同志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从我那文章中的这一句话得到了我是认为施耐庵并无起人的结论，又从此结论而得出了我的议论与胡适的见解一般的结论，——这是不能使人佩服的。
其次，我那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是强立同志摘出了“如果写定水浒的果真是施耐庵其人”这一句话的那一段），全段文字的论点是从假定施耐庵是“写定”水浒出发的，因而，如……
果强立同志是贯通全段文学的意义，而不是断章取义来作结论的话，便不会看不出我不但没有象胡适那样否认了施耐庵之实有其人，而且我是倾向于承认施耐庵是《水浒》的写定……
者。
又次，最后“写定”水浒的（这就是说，现今所存的那些旧刻本的祖本），到底是施耐庵呢？抑是罗贯中呢？这个问题，不但在我为《文艺报》14期写那篇文章时还没有定论，甚至到现在也还没有足够的可靠的证据来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结论（在这封信中，不可能就这一点多作论证）。因此，我以为就这问题不作硬性的肯定的说法，而用“如果写定水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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