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是施耐庵其人“，并没有什么不对（就强立同志的《没有……
施耐庵这个人么？》一稿看来，似乎他就没有想到《水浒》由口头文学发展到“写定”的书面文学的一大段过程，因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那一句话中的最关重要的“写定”二字）。
最后，我以为强立同志的稿中引鲁迅的话，以及将“鲁迅”是笔名来比拟施耐庵之可能为笔名（他是注鲁迅原文的“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一句的“托名”二字发挥这样的议论的）等等，立论都不科学。强立同志倘把鲁迅的原文（见中国小说史略）全面地（不是断章取义地）仔细研究一番，便可知道他在这稿子中发挥鲁迅的话是和鲁迅原意有出入的。
我很欢迎任何人对于我所写的任何文字提意见，如果是我错了，我决不怕检讨。但是，对于强立同志所提的批评，则我以为他是歪曲了我的原文，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他的批评近于无的放矢（如果说得直爽些，便是无的放矢，而不是“近于”了），因此，恕我不能如他所愿地来检讨一番，却反而要自辩一番。
兹将强立同志的《没有施耐庵这个人吗？》一稿奉还。
顺致敬礼！
茅盾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朋友们赫德利奇卡和赫德利奇柯娃：我很高兴，收到你们于三月二十日从布拉格发出的信。我并且知道你们为了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交流而作的努力，正在一天一天发生更多更大的效果；我为此敬向你们祝贺。
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腐蚀》，有些小小的排印上的错误。
现在我送上这部小说的最近版本一册，请查收。
关于我的短篇小说选，我对于你们拟定要选译的那几篇，没有什么意见。
敬爱的朋友们，请再容许我对于你们的有意义的工作表示敬意，并请把我的敬意转致贵国的文化界的朋友们。
请代向我们的朋友其实克教授致意。在中捷文化交流方面，他所作的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是我们所经常纪念而且十分钦佩的。
匆此奉复，并致崇高的敬意
沈雁冰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
教育部干部文化教育局语文编研组：来信收到了，你们提出的问题，简单答复如下：（一）我自己不记得《雷雨前》的写作年代，但确实记得不是一九二四年以前的作品。李广田同志以为大约写于一九三四年，是比较近似的推断。你们如果要确定此篇写作年代，可以查一九三○——三五年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因为我记得此篇是在上海刊物上发表的。
（二）一篇带着暗示性的散文，它的政治意义只能从全篇要旨上去推求，而不能从其中一字一句去“索隐”。在这意义上，我觉得李广田同志的解释是基本上正确的。因此，我不能答复你们所提的问题，即关于“太阳、巨人……”等等的寓意。并且我认为你们也要在解释这篇的意义时指出，有些人喜欢猜度“蚊子”指什么，“苍蝇”指什么，而且觉得这些词儿如果得不到解答，那么，这篇东西就说不清楚——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对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学批评家（或注释家）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但丁的《神曲》开头写到狼、狮、豹，后来的注释家对于这三种野兽究何所指，争论了几百年，还是没有结论。我们不理睬那些繁重的注释，一样可以欣赏《神曲》。我举这个例，并非把《雷雨前》和《神曲》相比，《雷雨前》是篇小品文，而且实在并不太好，何敢与《神曲》相比？我举这个例，不过说明“索隐”式的研究方法只能钻牛角尖，无补于认识作品的基本意义。因为我自己也接到一些读者就“蚊子”等的寓意提出询问，觉得把一篇散文当作政策性的文章来读，好象已成为风气，而这“风气”是有害于欣赏、理解文艺作品的。所以乘此机会向你们陈述，希望你们能有所纠正。
专此奉复。致以敬礼！
茅盾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二日
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室同志：来函敬悉。《战争》是根据英文译文转译的。英文译本发表于英文《国际文学》（莫斯科出版），即今日之《苏联文学》之前身，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处已没有登载该英文译本的《国际文学》，故无法与英译校对。但该英译本也是缩节的，故该书现在如果重版，最好和俄文原本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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