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故事的细节方面，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例如你写老太太先是看守孩子，后来又忍不住出来看收麦子，但最后发现她是找医生去了，而从她看守孩子到离开孩子的期间，孩子的病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老太太会突然想到去请医生呢？
这就是说，情节的发展是突然的，脱了节的。
有的地方交待得不明白：例如“……向仲明夫妻俩人说………仲明跑进屋里说……”前面仲明还在听老太太说话，并没有出去，怎么突然又跑进屋里来说呢？又说“……兴甲跑来对仲明说……”兴甲不是也在屋里吗？怎么又跑来呢？他从哪里跑来呢？
整齐的文句不够生动。只有“大风骑着麦浪奔来了………”三句还富于形象性，但这里的“骑”字是不妥当的，不如用“卷”字。你问我，你能不能致力于文学，不客气地说，我觉得你现在用文字表达思想的能力还很差，因而这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看你怎样努力的问题。我劝你在业余时间多看些作品，在生活中有些感受就作些习作，慢慢地培养自己的写作能力，原稿附还。
祝健康！
茅盾一九五六年六月
子铭同志：恕我不另写信，只在您原信上注了一些就寄还给您了。
茅盾〔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附录〕茅盾在叶子铭二月十八日信上的批注：（一）我根据孔另境《怀茅盾》的记述，问茅盾同志当年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否教《小说研究》与《神话研究》，他批道：“没有教《神话研究》。”①（二）我引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里的话：“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
①叶子铭注：茅盾后来在《回忆录（六）。文学与政治的交错》里说：“我在上大中国文学系教《小说研究》，也在英国文学系讲希腊神话，钟点不多。”
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并就这段话问了几个问题，他作了如下四条批注：（1）在”职业“两字下面划了红杠，注道：”此处职业指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工作，非指上海大学；因为在上海大学教书是尽义务的。那时上大经济极端困难，教书一小时只发一元薪水，而且常常欠薪，另有职业的人就应尽义务教书了。“”在上大教书约一年，从它开办起（即瞿秋白当上大教务长时），那时我主要时间是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那时也参加社会活动。“（2）就我所问”先生所指的朋友，是否即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批道：”有他们，但不光是他们几个，还有不少，今天健在者也尚多。“（3）就我所问”先生后来参加五卅运动是否与当时在上大的活动有关“，批道：”不是上大的影响，而是因为我在商务印书馆和另一些同志在搞工人运动。“
郭小川同志：苏联《文化与生活》约我写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稿子，我是觉得这样的应景文章很难写。但不写也不好。同时我又觉得苏联朋友征文的方式也很呆板，不够活泼。我还不知道他们约中国作家写这样文章的，除我以外，还有谁？仅我一人，也太嫌单调。我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来组织三四人，我也在内，每人各写一段（长短不拘），一总送去，也显得热闹一点。而且，这已组织好的三四人的文章也可在我们刊物上发表，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这样是一举两得。
如何之处，请速复。即颂健康！
雁冰一九五七年五月二日
子铭同志：来信及论文收到了。您的论文，是化了工夫写的，富有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精神。恕我不能提供什么具体意见。作为一个被研究的作家，我向来是只愿意倾听批评，而不愿意自己说话的。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便把您的这评论文介绍去出版；如果我这样做了，特别因为我还是文化行政的高级负①责人，便有利用职权，自我宣传的嫌疑。说来好笑，我自己也不记得四十年前我在《小说月报》十一卷写过那些文章，②也不记得一九二七年以前我在《文学周报》上写过《论无产阶级艺术》。您是否可以告诉我：《论无产阶级艺术》发表时
①叶子铭注（下同）：当时我把论文寄给茅盾同志，主要是想听取他的批评指数，还没有想到要出版，茅盾同志以为我是希望他推荐去出版。但从这封复信中，可以看出他律己之严。后来，由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其中先生，将这篇约六万多字的论文初稿连同茅盾同志的这封信，一篇推荐给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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