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普实克同志：我愉快地收到您九月二十三日寄自布拉格的信，谢谢您对我国建国十周年的祝贺和寄给我拙作《腐蚀》的捷克文译本。
您为介绍中国文学所作的努力，对中捷文化交流有巨大的贡献，我谨趁此机会对您的宝贵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
请代我向吴何。JVochala同志致意，由于他辛勤的劳动，使我的作品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读者们见面。
加立克同志早已会见，惟因我事忙，且年来常病，未能经常和他畅谈，深以为憾。
请代向您的夫人问好！
您的忠诚的
茅盾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敬爱的楚马克同志：感谢您寄给我《虹》的乌克兰文译本和对我国国庆十周年的祝贺。
值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之际，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致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沈雁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
人民文学编辑部同志：关于为作家出版社编《一九五九年短篇小说选》一书的初选工作，我有几点意见和你们谈谈。
一、初选作品的字数约为出书字数的一倍。例如本书准备出五十万字，则初选作品的字数可以在一百万字左右。
二、题材应尽量求其广泛，各方面都有。其中比较薄弱的方面，初选时的艺术标准要放宽些，例如少数民族方面的就要比工业农业等方面的放宽些（其中包括少数民族作家写的和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
三、应尽量包括各种各样的风格。
四、你们认为可选可不选的，也集中起来送给我看。
五、除中央各刊物外，要尽可能广泛地选辑各地方刊物的优秀作品。请催促各地方把推荐的目录早日寄来。
我想，根据以上五点来做初选工作，就可以避免把应该选入的作品遗漏了的现象。不知你们以为如何？你们有何意见亦盼函告。匆此，顺颂编安！
茅盾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敬爱的阮文梅同志：我愉快地收到您的来信和《春蚕》越文译本。这本书装帧、印刷都很漂亮，料想译文也一定漂亮。我的这些作品能和越南读者见面，使我深感荣幸。我愿借此机会对您为增强中越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祝您工作胜利，祝您和您的全家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茅盾一九六○年十月十日
子铭同志：来信早收到，事冗迟复为歉。现将您所提出的几个问题简复如下：一、我进商务编译所不是蔡元培介绍的，他们说的没有根据。
二、他们说我在北大时就同李大钊、陈独秀有过接触，这也不确。我离北大预科时，蔡元培尚未被任命为北大校长，陈独秀、李大钊亦未到校。我是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在上海认识陈独秀，平时李来上海住过一个短时期，我因事同他①见过几面。
①叶子铭注：据茅盾同志后来的回忆，1920年年初，陈独秀从北京迁到上海，为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曾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和茅盾等人，在上海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谈话。这是茅盾第一次会见陈独秀。此信在这件事上记忆有误。
三、当时有一个平民女子学校，是掩护党的活动的公开机构之一，刘少奇好象没有在平民教过书，邓中夏等教过，我也教过英文。当时学英文的只有三个学生，夜课，教了个把月，就不教了。这三个学生一个是丁玲（那时叫冰之）；一个是王剑虹，后来是瞿秋白的爱人；另一个姓名忘记了。
四、在武汉编《民国日报》事。当时我在《民国日报》写短篇和社论，有的具书（用一、二代号），有的不署名。
匆此，顺颂健康
茅盾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
万春同志：三月二十九日来信早已读过，因开会事忙，未及答复，深以为歉。您寄来的三本书，也都收到。正象来信所说，您的作品我读过一部分，但没有系统地读，也没读全；因此您寄来的书，我十分珍视的，有工夫时，一定要从头读一遍。您在十一年的时间内，从一个半文盲达到今天的水平，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是受了党的培养而致此，但是，您自己的努力该是主要的因素。十二年来，党对于工农子弟的培养，其数量当以万计，但能够有所成就而且巩固下来，发展下去的，却为数不多，而您是其中之一，这中间就有个自己努力或不努力的问题。我常说，今天的年青一代的作家比我（或者同我同辈的作家们）年青时代要强得多；我在您那样年龄的时候，写不出您所写的那些作品。在这一点上，就因为我那时是在反动政府压迫之下，不用说得不到党的培养，那时连党也还没有成立呢！那时候，我们摸索着追求着真理，努力想求得生活何以如此、又应当怎样的答案——当然只凭借自己的有限的思想水平，但确实是遇事都动了脑筋。这样做，就常常走弯路，但也有好处，即磨砺了思索能力，而当若有所得时，可说确是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这对于写作，有平方便之处。你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如前所述，凡事都有党在指示，党分析一切并将结论教导你们；这是你们在写作前的十分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利之处亦在于此，——因为不是自己碰了多少钉子而得的结论，所见有时就不深，所知有时就不透，此在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因此，作协帮助年青作家的经验值得总结一下，方法上应当更灵活，更多种多样。我还没读过您修改后的《在时代的洪流中》，将来读了其他作品时当一并以鄙见奉告，今天恕不多谈。匆此顺颂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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