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英老师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够孤单的。遇到什么困难，连个帮你解决难处的人都没有。这样吧，我告诉你我两位哥哥黄宗江和黄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难你就去找他们。”便写下了两个地址交给我。
我说：“不得有您一封信才妥么？”
她正匆匆地欲出门，说：“有没有信都不妨。你就对他们说，是我的学生！”
我就是按照宗英老师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黄宗江老师家。我的本意是，找个借宿之所，我想八一电影制片厂大编剧家，安排一位客人住一宿，大概总是不成问题的。
不料宗江老师家的居住条件，实实出我意外。在杂院深处，好像只有两间屋。厨房是后接的，阳光也不充足。我便未谈“借宿”的话，只说是礼节性的拜访。
宗江老师听我自称是宗英老师的“学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写作，让我坐沙发上，他自己坐一把藤椅上，面对面与我交谈。
他问我何以成了宗英老师的“学生”？
我实告之。
他说：“原来如此，这个黄宗英，好为人师！”他又问我可有宗英老师的信？
我说无有。
他大摇其头，道：“你看她，你看她，既是自己的学生么，却又不让你带封信给我！我要怀疑你是一个小骗子，拒之门外，你今后成名了，岂不要对我耿耿于怀么？”我说：“您不是已经将我当成客人了么？”
他笑道：“这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目光啊！你一身的学生味，毫无骗子行迹！”
说得我也笑了起来。
我见阿姨摆好了桌子，便起身告辞。
他不放我走，说：“你这小青年太岂有此理了！你是我妹妹的学生，第一次到我家里来，又赶上了吃饭的时候，不留下吃这顿饭，怎么讲也都是我的不是了！”
我只得留下。
一会儿，阮若珊老师回来了，他们的小女儿也回来了。加上阿姨，我们五个人，开始吃饭，宗江老师那天似乎特别高兴，为我开了一瓶什么名酒。我沾酒便醉，盛意难却，抿了小小两口，脸便彤红。
他们的小女儿瞅着我直抿嘴笑，使我大大发窘。吃罢饭，天已黑。我要走，宗江老师怕我果真是醉了，让我吃一个梨，喝杯茶再走。
喝茶时，他问我住什么地方。
我撒谎搪塞过去了。
他又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衣兜里只剩十来元钱了，想向他借二十元钱，但羞于开口。
他一直送我至锣鼓巷公共汽车站。
那一夜我是在火车站度过的。
至今我到北京已经整整八年了。我到北京去的第一家是宗江老师家，第一顿饭是在宗江老师家吃的，而且受到的是客人的款待。八年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时时有人转话给我：“黄宗江问你好，叫你到他家去玩。”“黄宗江说，晓声是不是有了点名气，就忘了当年自称是黄宗英的学生，在我黄宗江家里吃过饭啊？”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这篇文字完成之后，一定一定要去看望他，八年了，太说不过去了。我不善交往，又唯恐打扰别人，就有点离群索居。然别人对自己的关怀，帮助，照顾，一次，一点儿，常系心头，不敢轻忘的。谁忘了，谁没人味。
我的不善交往，实实在在是不愿交往。我的不愿交往，实实在在是对目前社会上的一种交际之风的“消极抵御”。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又不像人家外国人，人家的交际，也就是纯粹的交际而已。眼睛再睁大点，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在交际之下，掩盖着种种个人的企图，过去税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真可以说是各条战线，百花齐放。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你交我，你得给予我这种好处。我交你，我将报答你那种好处。各种好处人人想占，十亿之众，哪来那么多好处得以平均分配？不够分，又不能印发优待券，可不就谁有本事谁捞呗！靠真本事兴许还捞不着，靠交际却往往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坛本应是块“净土”，但素来总与名利藕断丝连，斩不断的“情缘”，刨不折的“俗根”，难免也有拉拉扯扯，蝇蝇苟苟之事，我看目下也受交际之风的熏扰。所以我常想，老老实实地写小说吧，能写出来便写，写不出来便罢。别今天拜访这个，明日“探望”那个的。成了习惯，堕入男性“交际花”者流，那可不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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