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类权威在“文革”中是不曾被真正打倒的。那就是权威医生。即使他们刚刚被当成“牛鬼蛇神”批斗过，一披上白大褂，在病人心目中，转瞬又是权威了。哪怕那病人曾往他脸上泼过墨。
红卫兵赵卫东的可怜样子，再次证明了活着之对于寻常的人，是比一切革命的道理都伟大得多的“硬道理”。
乔博士并未因而鄙视他，扶起他，答应了他的要求……
为了乔博士的安全，助手一使眼色，几个人尾随着乔博士和赵卫东向注射室走去……
剩下的人们中，有一个指着赵卫东蹲过的地方问：“那儿怎么回事儿?地毯怎么湿了一大片?”
有人回答：“我看，那是尿。”
“尿?”
“对。他怕死怕得尿裤子了。”
“他刚才表现出的，是典型的心理恐惧症状。”
“唉，那他白天又是何苦的呢?”
肖冬云和李建国那时站立在三层的楼梯口。走廊里发生的一切他俩都看到了。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他俩呆若木鸡。谁也不瞧对方一眼。仿佛身旁根本没有另一个同类的存在。
在他俩心中，连“红卫兵”三个字最后所包含的一点点或许还值得回忆一下的成分，彻底的变质了。如同自己们的肉体也部分地变质了。
他俩呆若木鸡。谁也不瞧对方一眼……
肖冬梅从玻璃罩下出来，已是九天以后了。对于她，那似乎是又死了一次又活了一次。而九天相对于三十四年，差不多等于一天和一秒的关系。“二进宫”并没使她的身体产生特别异常的反应。那有玻璃罩的东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高科技。里边和外边的区别，也只不过是空气的洁度而已。玻璃罩里边的空气是绝对“卫生”的，而且氧成分的比例对于她的肺及脑是最适当的。同时一根导管向她的血液中输送着专为她研制的药剂。
她醒来时是早晨八点钟左右。当然的，她已经在玻璃罩外，已经躺在自己那个房间的床上了。阳光满室，很明媚的一个早晨。在她的床头柜上，还摆着一只此前不曾有过的花瓶。花瓶里插着一簇花，不是玫瑰、郁金香、康乃馨之类的花，而是从院子里剪的草花——扫帚梅、菊、鸡冠花之类。还有一盘金灿灿的，来不及结籽的向日葵，杂插一处，倒也煞是好看。
她一睁开眼睛，最先见到的是“老院长”。他坐在她床边的一把椅子上看书。
她礼貌地说：“您早。”
“老院长”的目光离开书，望向她，慈爱地微笑了。
虽然她也是红卫兵，他却渐渐地开始喜欢她了。
“你早，女孩儿!”“老院长”合上了书。
她问：“我怎么了?”
他说：“你没怎么呀！”
“真的?”
“真的。”
“对我撒谎可不对。”她的口吻，听来像大人在对小孩子说话。
“我没撒谎。”“老院长”不禁又慈祥地微笑了。
“那……您为什么坐在我床边呢?”
“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不过，一觉醒来，见您坐在我床边，我就不免地犯寻思了……”
“寻思什么，女孩儿?”
“我喜欢您叫我女孩儿。”
“回答我的话嘛。”
“我寻思……我寻思……我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不对劲儿的情况，给你们添新的麻烦了?”
“没有，女孩儿。你只不过一觉醒来罢了。而我坐在你床边，是因为……是因为……想等着你醒来，和你聊聊天罢了。”
“您?想和我聊天?这太使我高兴了。其实我也想和您聊天。但是觉得您太严肃了，怕惹您厌烦。”
肖冬梅坐了起来，这才一扭头瞧见花，顿时一脸烂漫：“呀，多美的一簇花!您替我剪来的吧?”
“老院长”默默地点头。一条纪律已经传达——谁也不许告诉她，她又死过去了一次。而这条纪律对于她的三名红卫兵战友，尤其是必须严格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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