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上的天赋让罗广祥在钦天监跟中国官员沟通地很愉快，他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官员府上的贵宾。罗广祥没有忘记自己离开法国海军部时接到的密令。在1785年～1787年间，罗广祥每年都向法国海军部寄去年度报告。报告非常详细，包括旱涝灾害、饥荒、北固使节、俄罗斯商队等。罗广祥的报告为路易十六评估远东势力提供了一手材料。尤其是1787年，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跟安南亲王阮福映签订条约，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安南西山政权并没有向乾隆皇帝朝贡，甚至乾隆皇帝还派出远征军，跟西山政权作战。
罗广祥为法国海军部收集情报的背后，还有大批原耶稣会士当线人。1700年，在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区取得罗马教廷认可，打破以往仅有一个葡萄牙传教区的局面。可是到了1773年7月21日，罗马教宗克莱门十四世颁布敕谕，宣布取缔耶稣会，在东方的传教活动由法国遣使会接手。罗马教廷事实上是要通过遣使会之手接收耶稣会遗产。罗广祥到了北京，并没有像接收大员那样趾高气扬，反而向耶稣会士派发400两白银的年金，还在修院中为每名耶稣会士单独留一片空间，供他们自由地居住和生活。罗广祥的举动令耶稣会士感激涕零，自然也死心塌地为他收集情报。
梁栋材年纪比罗广祥大，是老耶稣会传教士，一直在圆明园西洋楼当南郭先生。当罗马教廷取消耶稣会后，梁栋材因为有蒋友仁的庇护，在北京城的日子还算逍遥。罗广祥来到后，梁栋材跟其他耶稣会传教士一样担心这位接收大员没收自己在北京的财产。尤其是乾隆皇帝的宠妃容妃在1785年生病后，西洋楼上鼓乐声绝，梁栋材随时面临失业的威胁。梁栋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罗广祥不仅给他400两白银的年金，还要任命梁栋材为广州司库。
为了摆脱葡萄牙保教权的束缚，罗广祥想在广州设立一位司库，负责法国传教区与大清帝国的交涉，从而可以避开澳门葡萄牙市政厅的干预。罗广祥对梁栋材进行了一番考察后，认为这位耶稣会传教士堪当大任，就找到梁栋材，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当时罗广祥在钦天监人缘还不错，他疏通关系，努力地游说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慢慢地想起了那个送西洋玩意儿的西洋乐师，加上罗广祥在天文方面颇有名声，就答应了罗广祥的请求。
当时正处在失业边缘的梁栋材犹如抓到了一根儿救命稻草，梁栋材意识到，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跟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签署了《凡尔赛公约》，两个国家现在不打仗，那么发展贸易成为必然。他带着罗广祥的任命，梁栋材马不停蹄地到广州上任。1787年，路易十六甚至三番五次跑到法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去视察工作，给公司董事会以及员工加油鼓劲，当年破天荒地有3艘商船开到广州黄埔港，两艘开到澳门。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有32艘商船到黄埔港，英格兰人马上意识到法国人要利用合约争取发展经济的时间，梁栋材到广州更让英格兰人意识到法国人的野心。
黄埔港十三行绝大部分商家的客户是英格兰人，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秘密与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开始连夜开会商讨应付法国人。没过几天，梁栋材就得到一个如雷贯耳的信息，广东十三行的老板们联名给粤海关衙门上书，要求将梁栋材调回北京。梁栋材在广州司库的位置上，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调回了北京。两广的官员非常清楚，粤海关的生意都是英格兰人撑起来的，一旦英格兰人跟法国人发生摩擦，将影响粤海关的收入，无法向皇帝交代。
粤海关是天子南库，赶走梁栋材这位法国司库，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不让梁栋材走人，也会影响到两广官员的收入。赶走梁栋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粤海关曾经在罗广祥的信件中发现有敏感信息，梁栋材担任广州司库，那样一来形成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的态势，到时候真有致命情报流出，两广官员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梁栋材卷着铺盖卷回到北京。就在这个时候，远在欧洲的路易十六的信使到了北京，罗广祥接到密令，希望在北京的遣使会的传教士将英格兰人到处攻城略地的信息转告乾隆皇帝。当时尼泊尔军队一直在后藏骚扰，罗广祥想到了刚刚回来的梁栋材，因为梁栋材再次回到了西洋楼的乐队。当时乾隆皇帝的容妃已经病入膏肓，老皇帝情绪非常地糟糕。梁栋材借容妃想听西洋音乐的机会，向乾隆皇帝告密，乾隆皇帝想到尼泊尔战乱，对英格兰人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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