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士毅震怒了，马上写了命令传到粤海关。
穆腾额现在已经是焦头烂额，粤海关军队接管之后，欧美商人已经完全团结在一起了。贸易已经停止了，一旦僵局继续，甚至恶化，黄埔港硝烟弥漫的那一天，也就是穆腾额抄家问斩的那一天。现在粤海关是帝国唯一的对外窗口，也是内务府跟皇帝的钱袋子，钱袋子没有了，自己的人头恐怕也就没有了。
孙士毅的手谕措词强硬。按照现在黄埔港的处境，一旦孙士毅的手谕公布，更会引起洋鬼子的反弹。现在两广总督又换人了，新任两广总督舒常屁股还没有坐热，乾隆皇帝就将舒常调回北京担任工部尚书，新委派的两广总督还没有到任，孙士毅就暂时代理两广总督，现在孙士毅可以说是两广地界上绝对的一把手，他的手谕还是要执行的。
现在码头处于戒严状态，中国商人都纷纷躲了起来，怎么样才能把孙士毅的手谕传达给洋鬼子呢？最后穆腾额只有派一个下属到码头上去溜达，假装散步，这样一来洋鬼子也不会怀疑，对方也不会开火。洋鬼子见有海关衙门的人到码头上来散步，赶紧想法子接近。海关衙门的官员从来就没有真正将洋鬼子当人看过，看到洋人就高昂着头。
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孙士毅谕令英格兰人头目及其余英格兰人知照：船长威廉姆斯的船开炮时，杀死本地居民一人，无论是有意或无意，此人必须出庭受审，以符体制。现已逾三天，尔等仍未将该炮手送来，足以证明尔等有违法令，为慎重起见，仍将乔治?史密斯扣押城内，彼已允去函黄埔，要求该炮手出庭受审，该炮手到后，立即将乔治?史密斯送回。
孙士毅的谕令本已将政府的态度说清楚，可能是他对洋鬼子武装驳船到黄埔港的行为非常生气，在谕令的结尾，孙士毅的态度突然异常强硬：本官劝令尔等安分守己，并遵从本谕令，不得有任何违抗表示，如尔等拒不遵令，本部院即令兵勇沿河直至虎门排列枪炮，堵塞尔等退路，必使尔等遵照律令而后已。尔等试想有何力何能，敢于违抗干犯我朝法令，尔等应再三思之。勿贻后悔莫及。
现在没有人能够理解孙士毅的压力。孙士毅这个人仕途非常坎坷。乾隆二十六年中进士，从知县、内阁秘书开始干起，好不容易熬到了云南巡抚。云贵总督李侍尧的贪污案爆发，乾隆皇帝对身为云南巡抚的孙士毅居然没有揭发李侍尧非常不爽，马上把他的巡抚官帽给免了，还发配到新疆伊犁。孙士毅在伊犁几年，乾隆皇帝听说他很清廉，于是调他回北京编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编完，乾隆皇帝才让孙士毅外出为官，出任山东布政使。这一次很快调任广西巡抚，不到一年工夫又调任广东巡抚。就在黄埔港命案前，孙士毅卷入了一场惊天大案。
孙士毅倒霉透顶了。
1784年4月，4名意大利人从澳门偷渡到了广州，帝国顿时风起云涌。
罗马传信部一直希望打开中国教区，可是在雍正年间，天主教被列入邪教行列。到了1751年，发生了西洋幼主朱洪锦谋反案，乾隆皇帝再次将天主教列入邪教行列。30年过去了，乾隆皇帝对天主教的禁令有所缓和，甚至允许懂医学的传教士，在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到北京效力。罗马传信部错误地理解了乾隆皇帝的意思，以为大清帝国开了教禁，于是就在1784年派出4人秘密到中国传教。
罗马传信部在广州有个中国教务代理人，这位代理人也是罗马人，名字叫哆罗，从1781年开始，经皇帝批准在广州居住。哆罗的主要责任就是传递京城传教士的信件。所以哆罗住所“哆罗夷馆”就跟中国的驿站差不多，只是这个驿站是中国跟罗马之间的驿站。4名偷渡的罗马传教士到了广州就悄悄住进了哆罗夷馆。
传教士的恐怖在于他们的信息传递非常隐秘快速，4名意大利人到广州没几天，陕西的天主教徒焦振纲、秦禄就到了广州，这两人是专门来请意大利人到陕西传教的。4名意大利人在中国教徒的帮助下，从广东北上湘潭，走樊城穿襄阳，由于路上为了躲避帝国军队的检查，他们是昼伏夜行。3个月后终于到了襄阳，就在这时，意大利传教士被军队巡逻发现，被当场抓获。
意大利人迅速被押到了武昌，湖广总督特成额一看高鼻梁蓝眼睛的洋鬼子，心里暗吃一惊，这4个人怎么就一路毫无阻拦到了襄阳呢？特成额是原两广总督、大清名将策楞的儿子。将门虎子，这位特成额也是从部队里成长起来的一方大员，深知乾隆皇帝对传教士的忌惮。特成额马上挽起袖子提笔给乾隆皇帝写汇报奏章。特成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份情况汇报，在大清帝国掀起了一场惊天教会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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