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开封的女学生也太不应该了。她们只应该在深闺绣房，到学校里已经十分放肆，还要“出校散步，大动其登临之兴”，怪不得《晨报》的访员要警告她们一下了，说：“你看，只要一出门，就有兵士要来奸污你们了！赶快回去，躲在学校里，不妥，还是躲到深闺绣房里去罢。”
其实，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这些新闻并不足怪。即在北京，也层出不穷：什么“南下洼的大老妖”，什么“借尸还魂”，什么“拍花”（２），等等。非“用刺刀割开”他们的魂灵，用净水来好好地洗一洗，这病症是医不好的。
但他究竟是好意，所以我便将它寄奉了。排了进去，想不至于像我去年那篇打油诗《我的失恋》一般，恭逢总主笔先生白眼，赐以驱除，而且至于打破你的饭碗（３）的罢。但占去了你所赏识的琴心女士的“阿呀体”诗文的纸面，却实在不胜抱歉之至，尚祈恕之。不宣。请了。
鲁迅。四月二十七日于灰棚（４）。
培良（２）兄：
我想，河南真该有一个新一点的日报了；倘进行顺利，就好。我们的《莽原》（３）于明天出版，统观全稿，殊觉未能满足。但我也不知道是真不佳呢，还是我的希望太奢。
“琴心”的疑案（４）揭穿了，这人就是欧阳兰。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而且“听说雪纹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孙伏园（５）当日被红信封绿信纸迷昏，深信一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的事来，不觉发一大笑。
《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６）两篇。第三篇斥朱湘（７）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８）。我想你一定很忙，但仍极希望你常常有作品寄来。
迅（四月二十三日）（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２）培良向培良（１９０５—１９６１），湖南黔阳人。一九二四年与高长虹等人在北京创办《狂飙周刊》，次年参加莽原社，后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３）《莽原》参看本卷第７９页注（６）。（４）“琴心”的疑案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这位“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一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事实上，所谓“琴心”女士，是欧阳兰女友夏雪纹（当时女师大学生）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５）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参看本卷第４８页注（５）。他任《京报副刊》编辑时，收到欧阳兰以琴心的署名投寄的一些抒情诗，误认为是一个新起的女作家的作品，常予刊载。
（６）《槟榔集》向培良在《莽原》周刊发表的杂感的总题，分别刊载于该刊第一、五、二九、三○期。
（７）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字子沅，安徽太湖人，诗人。著有《草莽集》、《石门集》等。下文说他“似乎也已掉下去”，疑指他当时日益倾向徐志摩等人组成的新月社。
（８）济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英国诗人。著有抒情诗《夜莺颂》、《秋颂》及长诗《恩底弥翁》等。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京报副刊》发表闻一多的《泪雨》一诗，篇末有朱湘的“附识”，其中说：“《泪雨》这诗没有济慈……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这里说朱湘“是中国的济慈”，疑系误记。
孝观先生：
我的无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将记者先生打退（２），使其先“敬案”而后“道歉”，感甚佩甚。我幼时并没有见过《涌幢小品》（３）；回想起来，所见的似乎是《西湖游览志》及《志余》（４），明嘉靖中田汝成作。可惜这书我现在没有了，所以无从复案。我想，在那里面，或者还可以得到一点关于雷峰塔的材料罢。
鲁迅。二十四日。
案：我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这就是保俶塔，而伏园以为不然。郑孝观先生遂作《雷峰塔与保俶塔》一文，据《涌幢小品》等书，证明以这为保俶塔者盖近是。文载二十四日副刊中，甚长，不能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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