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但我清楚我的剑并未磨成。中国足球是一个极其社会化、特殊化、民族化的磨石刀，任何人都不知道最后磨出的将是什么。在这块磨刀石上，即使如文字这样坚硬的东西也会发生改变，我曾经极向往鲁迅那种“一手提笔、一手拎刀”的写作境界，但这办不到，我的文字在足球磨刀石上逐渐从当初的悲壮犀利滑到现在的戏谑与调侃，并最终出现在我在《手起刀不落(3)》中的设计结局，悲剧之刀变成了喜剧之刀，我的刀只是虚张声势，断然砍下去的——
这其实也是每一个作足球评论的人的通感。因为“国情”。
199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北京王俊在三里屯抑扬顿挫地唱，“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那年雨很冷，雪很大，我们一起在雨雪中遭遇了“十强寒”，我们很悲伤。直到若干年后，我们才明白，不过是在写足球，不过是在玩足球，千万别为足球伤着身心健康。
这是对中国足球的一段简历，也是对自己的一段心灵简历。
我作证
——关于保卫战
把“保卫战”这个煽情的字眼引入足球，绝对是中国人的发明。
有两场“保卫战”是必须记住的，它们从某种程度决定着中国足球的发展轨迹——’95版“保卫”保住了全兴甲A的名分，’98版“保卫”保住了中国甲A的名节。
我有幸目睹了这两场保卫战，因此我作证！
关于保卫
1995那一年，全年我都很激动。现在想起来，我那时肯定特像一头两眼放光的正处“青春发育期”的野猪。
我的躁动是有理由的。
在我们这片神州大地上，正掀起又一轮的“平民运动”，这就是职业足球运动。而1995年，这个运动事后被证明是达到了群情激昂如火如荼的最高境界。那是中国足球的“蜜月期”，没有上级领导下令“要降温”，也没有球迷在看台上高唱“心太软”，徐根宝正在黄浦江畔高歌猛进，金志扬也在北京城把栏杆拍遍，至于陈亦明，远没有现在这么饶舌，没有“一切尽在不言中”，他忙着从基因工程入手打造“南粤风格”……
一切都那么光明美好,没有怀疑,没有谩骂，更没有什么“司法介入”……我脑中时时浮现出功夫战斗故事片中的台词：同志们，让我们打过长江去！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拥有一支让人骄傲的球队，我敢说，他们每一次出场受到的山涛海潮般的欢呼绝对都超过由拉塞尔·克劳领衔的《角斗士》们！那时记者们还没有与足球界反目成仇，除了亲吻拥抱，真正是“一家人”的亲密关系。所在每次他们身穿黄衣黄甲像角斗士般冲进场内时，我都激动得直起鸡皮疙瘩。这坏习惯我从小就养了，就连新学期教师叫我上台领新课本，或者在操场上齐唱激昂点儿的革命歌曲我都会这样……
那一年黄衣黄甲部队的战绩不是很好，但这并不妨碍我和我周围的人产生同仇敌忾的情结，我经常幻觉自己处于一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把栏杆拍遍”再“笑谈渴饮匈奴血”之类的境界中——这座城市需要英雄，他们正是与时势作顽强斗争的悲情英雄——我对自己处在这样的时代感到很满意……
进入初冬，黄衣黄甲们非常不妙。于是这时候《足球》报严俊君以银钩铁划之势抛出那篇著名的《保卫成都》。我得承认，这篇文章到现在我想来还觉得血脉贲张，那时候更是血已开锅了！
所以我迅速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了。我们在《足球》有个叫“川江号子”的专栏组合，我写的那篇名叫《血战主场》，整个路子奔战斗檄文去，绝对的刀光剑影、武侠手法加革命机关枪式的写作风格。我相信，如果警察不抓我，我真敢拣块板儿砖砸到对手头上……
当时的形势严峻得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黄衣黄甲必须连胜两场，而对手则必须输掉一场。而对手后来果真就输了一场，只要我们能拿下最后一场，最后的胜利就属于我们，也就是“保组”了。
说到这里，大家早明白我在说1995赛季最后一轮，全兴VS八一那场比赛——也就是极其著名的“成都保卫战”了。
关于那场保卫战本身其实已不用回顾细节了，每一分钟都像光盘一样存在人们的大脑里。总之，那场比赛已成为经典片，如同《莫斯科保卫战》一般珍藏起来，翟飙怎样头槌破门，余东风怎样手舞足蹈，“沈胖子”与孙贤禄怎样相隔千里以不同的心情发出同样的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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