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是，事后我们对那次“保卫”赋予的崇高的意义，以及这个“意义”对日后中国足球又产生的意义。
那天晚上很冷风很大，球迷们一脸亢奋地走在城市那条最宽最长的马呼上，手里点着打火机或其它什么可以点燃的东西。我听见其中一个说：“当年女排得世界冠军时，我也在这条街这么走着，不过手里举的是拖把燃烧的火把，很亮很亮的”，然后其他人就羡慕不已……
据说那晚这么走着的有一万多，我想在家里、酒馆里狂欢的10倍于此数。此时球迷感动比感冒还容易，大家一起手舞足蹈，一起喝酒买醉，一起称颂伟大的胜利以及由此对中国足球的意义，一直到“今夜不能入眠”………第二天，满城的报纸、电视都热情洋溢着，没人想到（或不愿想到）其它。
时隔多年，我看到王小波写的《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说中国人有一种“集体的癔症”，不管心里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思考了，反正要么大喊大叫，要么手舞足蹈，一个人感染一群人，一群人感染全体人，大家坚韧地狂热地绝不后退地而且是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我理解王小波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说话，而是精神上的一种缄默。
其实关于这场比赛前前后后的传闻不少，从头记得最清楚的不外乎两则。一则是一四川球迷突然闯入当时的八一体工队副队长李富胜的寝室里，就像古代百姓“拦轿挡马”一样跪在“青天”面前，哭并且说：“保卫成都吧”，然后纵身作跳楼状……；另一则则是东北某企业家拎一麻袋钞票夜入成都，企图让八一队高抬贵手，也是哭并且说……
当然“跳楼的”与“送包裹的”均未果，更当然这些传闻仅仅是传闻。我感到恶心的是，散布这些传闻的某些人士时至今日每每说得口若悬河眉飞色舞，并充满着崇高的虔诚的意味。
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成都必须保卫，因为它有最好的球市，保卫了全兴就保卫了球市，保卫了球市就保卫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
我不知道这场“保卫”中是否有猫腻，我没有证据在“假球与证据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没人敢说“这是一场假球”。因此，“保卫成都”一直被冠以具崇高意义，因为它保全了“革命的火种”。事实也证明，之后几年“成都”对于止住整个中国足球的衰势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了——
假如有“猫腻”呢？有“猫腻”成都也必须保卫吗？用“猫腻”保住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吗？不幸的是，这么多年世俗的眼光确是这样看的——不就是一场“假球”吗，如果一场所谓的“假球”能提升中国足球的人气与球市，何妨来一两场“假球”。
就像当年地下党为了套以敌人的情报，喝喝酒打打麻将甚至称兄道弟亦无不可，做大事不拘小节嘛，哪来这么多婆婆妈妈。几年来我也曾试图用历史的大局观看待“成都保卫战”——“存在就是合理”，历史的进程总是曲折甚至局部阴暗的，但它总能通向光明的未来……有些时候，这就是一种牺牲，牺牲就是崇高。
——但是，关于崇高，王小波又有一次触及灵魂的反思。那年，发大水，上游冲下很多木头，有个知青为了保护公家财产不至于遭受损失，就冒着牺牲危险去拉木头。水很大，木头很重，那个知青又不会游泳，结果死了。而由于这是为了大局牺牲了个人的“小局”，知青被追认为烈士。领导说，这种大局观就同崇高。
王小波说“这是伪崇高”。
救了一根木头就有“大局观”吗？那么球一根稻草又怎样呢？牺牲自我达到“超我”才是崇高，但我们并没有“超我”，只是超度了东北虎的亡魂。从这个意义而言，“保卫成都”就是那根木头，而中国足球就是那个知青。
辽宁难道不需要保卫吗？当年辽宁就有人反诘。保卫辽宁也会找到若干崇高理由的，他们毕竟是前松后紧中国足球的一块奠基石。
我认为，“保卫成都”是一种滥觞，一如夜雨之后山坡就长出无数的蘑菇，自那时中国足坛冒出无数的“保卫”——保卫延边、保卫八一、保卫山城、保卫沈阳、保卫天津……中国足球，进入空前的“一级保卫状态”。
而“假球黑哨”，也就蔚为大观了，每个人都想保卫自己，结果局面成了每个人都在暗算别人。
我得再次声明，我绝没有认为成都不应该保卫，更没有认为“保卫”中隐藏着什么，这只是在讨论一个概念上的问题。我只是觉得，当初我以及我周围的人很亢奋的一举一动，现在想来并不那么崇高，而它对日后中国足球起到的意义，也没有那么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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