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到过成都，会以为这里是“休闲之都”；如果再到昆明，就知道成都是一辆缓缓行进的牛车，而昆明则是飘在滇池的浮萍。闲得连缓慢前进的方向都不需要，只安祥地随波逐流。
昆明人懒，是因为上天给云南、给昆明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有资本这么慵懒地生活。在云南望天、在云南看云，知道什么是天蓝得让你心碎，知道什么是白云苍穹。
如果有时间就去《尚义街6号》去转转，虽然诗人于坚描写的所在可能已被某位浙江服装大嫂占据，但那个黄色的法式房子，两边如影绰约的法国梧桐，还是可以让你很怀旧，很感伤。
这样，哪里需要像北京、上海、广州人那样，如疯狗饿狼般追杀生活？
很难理解吴三桂当年为什么这么野心勃勃，守着陈圆圆这么一等一绝色大美女，守着全世界神往的人间天堂，造什么反打什么仗？连一代闯王李自成都结庐而伴美景绝色了，世上还有什么功名利禄不可以抛却的。
我把正史和野史搞混淆？在云南、昆明这样一个温情脉脉，天人合一的地方，离政治中心很远，离经济中心很远，离交通枢纽很远——没必要把正、野分得那么仔细工整，一不留神就欣欣然陷入韦小宝浅唱附吟的“十八摸”中去了。
夜色，昆明，慢摇吧，别信云南无美女的传说，在每一个心旌动荡的夜晚，全昆明的美女都花枝招展巧笑盼地汇聚在这个喧嚣且交通不便的三角地带，至少有一句话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滇女多情，比湘女还多情。
然而，《消失的地平线》一语成几畿，云南人花4亿多玩了一把昂贵的足球后，突然像吐出来的一口红塔牌香烟荡然无存了，这块“板扎”的高地，只能在传说中与虚无的香格里拉一起仅供凭吊了。
这样一个温暖的易于激发无数欲望的地方，欲望来得如此之快，散得也如此之快——戚务生离开高原时说：没有基础，没有足球基础，永远成不了大事。
连吴三桂拥兵百万铁甲利器，也没成了大事。
莫非这块地方只能产生如天仙般的杨丽坤、如魔女般的杨丽萍，或噘着小嘴天真烂漫的沐剑屏小公主吗？难道我们只能沿街闻香飘十里的炸臭豆腐，看娇艳欲滴的尚义街百合花、红玫瑰吗？
刘越这个山东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再比昆明更美丽的地方了，每年他都要拿着面包去滇池边上喂红嘴鸥，他知道以后也许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消失的不只是地平线，云南省省长徐荣凯曾自豪地向全国问：“你云南了吗？”其实现在我们的发问是：“云南，你足球了吗？”
足球，不是那只去年滇池湖畔喂养过的红嘴鸥，它去了，也许永远不会飞回来。
云南：其实命中早就注定了
云南的故事和它的气候一样，没有四季之分，永远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模样。似乎没有开头，便结尾了。
戚务生已记不清那一天的准确时间了，但他还能记清那天晚上楼道里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奇怪声音。每一张麻将牌的撞击声都会让戚务生对自己执教红塔的决定产生怀疑。
走的时候，还是有麻将的声音，但不是在球队里，而是俱乐部的办公室。
1997年买来壳，2003年卖掉壳，5年，其实一切都已经注定了，在买中开始，在卖中结束。
农民
第一课的大戚想的就是这个字眼
1999年初，红塔基地还只修好了一块草坪，戚务生看见的是一支乱七八糟的队伍，当他经过排列得弯弯曲曲的队伍时，就像某个正规军指挥长检阅着临时拼凑的民兵排。
球衣是五颜六色的、球鞋是各种款式的，大部分队员都没有戴上护腿板，来自五湖四海的口音混杂着喊了一声“戚指导好”，也有人喊了一声“老大，好！”就开练了。
“农民，农民”，第一课的大戚心头想的就是这个字眼。
这一天下雨，球员们训练后就把脏湿的衣服随便一扔走人，大戚很不高兴，大喊一声：“把你们训练服拾掇好了！又不是种地的！”
这一天没有一个球迷，除了付晓海之外也没有一个记者。
那天晚上戚务生花了一些时间才敢确定这是麻将声，声势浩大且大义凛然。球员们集体向俱乐部提出：一周要进城用公款吃两顿饭，用公款洗两次桑拿。
理由是：否则没有好心情训练、比赛。
“农民！农民！”大戚又要想起这个字眼，但他没说出来。
他开始规定：训练服必须叠得整整齐齐；进训练场地必须列队进入；晚上不准打麻将；打客场时必须晚上10点钟掐电话。至于公款吃饭，洗桑拿，大戚鼻子“哼”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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