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在美国混事由的日裔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依他的意思，"冷战"结束，全球价值标准划一为西方履行多年的那一套，人类从此进入一种活法。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则发表了"文明冲突论"，说是原有的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虽消失，不同的精神信仰圈之间的冲突又将勃兴。是亨廷顿"不幸而言中"？未必，他自己也不承认眼下的事态都能装进"文明冲突"的框架里。他举出的各种文明里都有人道因素，都能找到相互间的融会点。但各种信仰里的极端一翼，就都派生麻烦。"9·11事件"后，一种处理人类冲突的手段甚嚣尘上，就是"我死你也死"，用中国古话说就是"与汝偕亡"。现在几乎每周都能从传媒上看到"自杀性袭击"的报道。"肉弹"袭击的对象往往又并非武装的敌人，而是平民、游客，包括妇孺。我对"恐怖主义"没有研究，不敢多说多道，但觉得没有什么"主义"的"干脆一块儿死"的戾气，似乎也已经弥散到了我们身边的日常存在中，翻翻报纸上的地方新闻版，充斥着这类的市井悲剧：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纠纷，却非闹得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
报载北京、上海的几个演出团体都将演出安东·契诃夫的剧作。我觉得这是一道福音。浮躁的世风需要清新的艺术帮助廓清。契诃夫的全部作品，包括小说和剧作，贯穿着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反庸俗。在庸俗招摇过市、膨胀无度的当下，契诃夫作品绝对是宝贵的精神资源。
契诃夫的作品大体上都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他的剧作设定的舞台节奏就是生活本身的自然节奏，但他那现实主义又超越了古典现实主义，拿他剧作的设定节奏来说，有点像后来的现代派艺术家把马桶搬到展览厅里，实际上已经具有对传统戏剧的颠覆性，骨子里是相当前卫的。
契诃夫的剧本文字优美，仿佛散文诗，可读性很强；可演性呢，稍微知道一点他那个时代戏剧史的就都记得，因为缺乏他以前那些舞台演出中惯有的"戏剧性冲突"，又没有什么怪异的场景、角色，表现的就是最常态的生活和人物，因此，他的剧作首演往往都是大失败。像《海鸥》的首演，还没演完观众就不耐烦地发出嘘声，躲在剧院角落里观看的契诃夫溜出剧院后，在冷风里沿着河岸悻悻地踽踽独行许久，从此加重了肺部疾患。有史家说他的英年早逝，与此次失败的打击有直接关系。
其实排演他剧作的都是最杰出的艺术家，丹钦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等，但总得是经过一次甚至两三次失败后，最后才能让观众接受他的剧作。可是一旦成功，那就不是一般的成功，观众会在感到耳目一新、润心沁肺之后，起立鼓掌欢呼，令演员多次谢幕，久久不愿离座散去。
契诃夫剧本中经常会有这样的舞台提示：停顿。这停顿多半设置在内心丰富、人格高贵的角色的台词中间或结尾。丹钦柯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都曾说过，导演契诃夫剧作的成败，关键的关键，就是处理好那停顿；对于演员来说，在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后，顺其心理流程，自然停顿，则是演技的最高境界；而对于观众来说，在那样的停顿中感受到一种难言的诗韵，则是消魂的享受。
要说庸俗与高雅的分界，在于懂不懂得、能不能进入诗境，这一点人们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高雅之上还有高贵，这个贵不是指物质上的富有，而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精神贵族的贵，是否进入了这个贵的范畴，其分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看其心灵是否会有自觉停顿的生命节奏——这一点，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了。
心灵的自觉停顿，会形成语言的暂时中止、交流的临时切断。在那停顿中，不仅是咀嚼自然与人生中的诗意，可能还会对社会与人生中的悲惨不公沉吟深思，对庸俗噬人的深切戒惕，对美好向往沉沦于"几乎无事的悲剧"中的悲愤，对人性深不可测的惊悚喟叹，对生存的终极意义的再一次执拗叩问……
以《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用好几年的时间实行"文学罢工"，对此我一度大惑不解：写作是天赋人权，又不是为雇主打工，如果是为表达政治抗议，那么，你罢笔不写不正中你敌人的下怀么？但是我后来理解了，这罢工其实就是他高贵的停顿，在这样自觉的心灵调整中，他把对社会、人生、宇宙、真理的认知，提升到一个更富诗意的境界，一旦中止停顿，重新启动语言与行为的枢机，那么，所呈现出的文本与状态，肯定令人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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