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还没出来，草帽背在背上，一件短袖白衬衫、一条灰蓝劳动布裤都溅着泥浆，一双解放鞋也是斑驳的泥浆斑点，再加上被晒得黧黑的面孔和手臂，都挺形象地说明了他现在领着施工队搞基建的身份。在徐州上班已经一年多，一开始跟着技术员学工程预算，凭着上高中时数学基础好，很快把预算、决算基本技术掌握到手，很多不大的工程项目他居然能够独挡一面地做出预决算，这让处长和技术员们都惊叹不已。他除了在处里搞预决算，还经常在工地上忙碌时带领施工队施工。文化大革命中训练出来的组织号召能力，很快使他成为难得的施工队队长。他又像在农村插队一样，一边领着干，一边学着干，拿起泥铲、瓦刀码砖活，用工人们的话讲，不够八级工，也够三四级工了。干施工队队长跟干生产队队长一个道理，要带头干，要会干，要会派活，要赏罚分明。他善于笼络人心，每天到得早，走得晚，几百人的施工队伍被他管得井井有条，成了徐州铁路局基建处的一个先进典型。
他到了基建处，因为今天要迎接部里的领导视察，整个铁路局都提前上了班，基建处里早已各就各位，蒋处长正和几个人围着办公桌说话，看到卢小龙进来，他在办公桌前抬起了有些秃顶的长圆脸，问道：“工地都安排好了？”卢小龙说：“安排好了，已经干了一阵了。”蒋处长满意地点点头。他是一个资格老文化低的老干部，动辄喜欢训人，卢小龙早已摸准了他的脾气，该乖觉则乖觉，该服从则服从，该苦干则苦干。刚来处里，对他这个全国有名的造反派头头，蒋处长白眼相看。后来，得知卢小龙的父亲是三七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便有了几分亲切，因为蒋处长自己也是一个“三七式”。又听说他的父亲文化大革命以来历经迫害而死，又对卢小龙有了两分同情。卢小龙不露声色地和他调整着关系，下班时间去他家坐一坐，偶尔送两瓶酒，时而在他家吃顿晚饭，干起工作来埋头拚命，少说多干。他的这套做法很快赢得了蒋处长的青睐。当他一夜一夜在办公室开着灯加班，赶做工程预算、决算时，不止一次被夜晚来办公室拿东西、打电话的蒋处长撞见，蒋处长总是随便地问一句：“还加班搞呢？”他有意头也不抬地回答：“抓紧一点，提前搞出来主动点。”
继续埋在满桌数字表格中，摇着计算器忙碌着，绝不多看蒋处长一眼。这时，蒋处长往往会在办公室坐一坐，沏上一杯茶，喝上几口水，说道：“早点休息。”便背着手走了。他仍旧头也不回地继续忙着自己的案头工作。
他的这套风格果然使蒋处长越来越对他另眼相待，大会小会表扬他；他则坐在人群中一言不发，偶尔拘谨地笑一笑。他知道自己这样独树一帜会引起处里其他人的嫉妒，所以，除了工作，他对一切人事关系都保持麻木不仁的态度，对任何有关名誉和利益的事都不争不抢。在办公室摆放办公桌时，先是把他摆在了一个角落，他毫无怨言地缩在角落里，光线暗，白天就开着台灯干。后来把他调整到窗前，和一个姓温的技术员面对面坐，他也处之泰然。温技术员就在处里管预算概算，卢小龙拜他为师，小心谨慎地学习，称对方为“温师傅”。轮着打水扫地的活，他总是提前十分钟上班，抢先干了；轮着预算决算工作受表扬时，他总是让温技术员去出头露面，他像一个不会飞的苍蝇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后来，基建处里又来了新的干部，他主动提出将自己办公桌调到靠门口的地方，将光线充足的地方让给他人，自己则和一个同样是刚分配来的女学生面对面坐着。对方是本地的中专毕业生，插过几年队，也是招工来的，叫李彦，长着一张白皙清瘦的小面孔，眉毛淡淡的，眼睛细细的，说话声音绵绵的。卢小龙依然老老实实地表现着。对方一听说他的名字，立刻惊讶地张开小嘴：“你就是那个卢小龙？真想不到。”卢小龙憨厚地笑一笑，该干什么干什么。
他知道，对于处里惟一的年轻女性，他绝不可多占风光，那同样也会惹人嫉妒。他伏案工作，加倍表现自己的窝囊和迟钝。当处长、副处长还有几个在处里称王称霸的工程师、技术员对李彦调笑时，他便麻木不仁地趴在桌上算他的账，无论周围的调笑如何惊天动地，他都无动于衷。偶尔有人将屁股靠在他的办公桌上指手画脚地聊天，挡住他的光线，他只是将桌上的报表材料稍微挪一挪。人们聊得热闹，不经意地将茶杯里的水碰溢出来，他连忙拿起抹布擦，对方发现后连连道歉，也忙不迭地要帮着收拾时，他便不嗔不恼地说：“没关系，我一个人收拾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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