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此事在日本必办不了，既有英国公使在此牵制，必办不成。应该在北京与恭亲王等，或在天津与李中堂商议办结。
人家就直接说出来了，不避讳。咱们出去走走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看风景，放松放松身心，顺便把事儿谈一谈。这样一行人就到了日光山了，连去带回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具体人家怎么谈的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是保密的事，反正等这格兰特旅游完回到东京，就给李鸿章写了封信，说日本已经决定与你们商谈了，“不必再请他国出为调处”，过了几天，又写信说了些具体商谈的细节：
从前两国商办此事，有一件文书，措语太重，使其不能转弯，日人心颇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销，以后恐难商议。如肯先行撤回，则日人悦服，情愿特派大员与中国特派大员妥商办法。
其中，“有一件文书”指的就是何如璋的“照会”，说：
何公使先前有一文书日本深怪，彼此不常见面，公事亦不能商量。我盼望中国要妥细商办此事，不妨将前次文书撤回，另派大员与日本议办，当可设法了结。
还说：看日人议论琉球事，与在北京、天津所闻，情节微有不符。虽然不甚符合，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
美国转变立场
也不知道是由于日光山美丽的风景，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突然间日本表示愿意商谈了，并且，看格兰特的意思说日本并没有要与你们不和睦，之前的一些不愉快什么的都是些误会，你们还是要好好谈的。后来，格兰特的助手杨越翰又来了封信，他既是格兰特的助手，又是他的好友，他的意见其实就代表了格兰特的意见。这封信是怎么说的呢？首先说他本人对何如璋的印象还是很好的，同在外交领域里工作，何如璋待人接物还是很好的，又说其实格兰特对何如璋没有什么大的意见，他认为何如璋还是胜任工作的。那何如璋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与巴夏礼走得太近，琉球的事都是这个巴夏礼在播弄是非，所以格兰特不太方便与何如璋谈。同时还说，其实何如璋的“照会”也“系细故”，是些细节问题，琉球这个事能不能解决以及怎么解决，“与照会无干，可以不必追究。”这个“照会”其实是小事，不用太认真，既然日本方面要求你撤，你撤了也丢不了多大份。并且你这个照会用词确实有些直率，有失礼仪，琉球的问题还没严重到说那么重的话的时候。哎，瞧这话说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说的很明白，就是这份“照会”很合理，没什么牵强的地方，今天怎么又变卦了呢？可以看出，格兰特的立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转向日本了，他这时就只是劝中日友好，琉球的事你们商量着办吧。“譬如两人行路，各让少许，便自过去。”而李鸿章看了他们的信之后，就认为何如璋与巴夏礼交往密切，致使格兰特不相信何如璋，耽误了事情的解决。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人嘴两张皮，咱不能光听别人说，人家当事人还没陈述呢。何如璋解释说，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就看出巴夏礼这个人“诸凡狡黠”，我就有意跟他拉开距离，我当初提出让外国参与调停，提的是美国而没有提英国，原因就在于此。另外，这个巴夏礼不仅与我关系不好，他跟日本、跟美国关系都不好；还有德呢，他也不了解内情，他所说的都是些“局外悬揣之词”，都是没经过仔细调研，自己瞎琢磨的，他虽然很想帮忙，但又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可不做点事又觉着对不住我们大清国，就提了些想法和意见，可大多是不符合客观情况的，真是越帮越忙，他回国的时候还来向我借路费，我就痛快给他了。对于日本同意跟咱商谈，据我了解其实也是另有目的，主要还是想拖延，他们就想在琉球问题上拖的时间越长越好，最好是把我们拖的不生气了，累了，困了，他们就有机可乘了。格兰特和何如璋两人来信是各执一词，听起来都非常有道理，该听谁的呢？这时候，李鸿章就做出了决定：相信何如璋，支持何如璋！尤其是在照会事件上，完全支持何如璋，用我们今天的话讲，顶！他给美方回信，立场坚决强硬，尤其是在“照会”这个问题上。
中国于球事始终有礼，亦可以对天下万国。至于敝国何公使前给外务省照会措词过火，此一时言语之失，诚如尊论，系属细故，球事了结与否，及如何了结，均与照会无干。日本似借词不与商办，为事后掩盖之计。当初若怪照会失词，不妨由其驻京公使与我总理衙门理论，何必急急废灭球国，转将照会之语自行坐实。贵前主与阁下洞见情伪，当已了然于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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