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来，他们实在可以联欢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古人复起，腐儒重生，保守与顽固齐飞，大官与学者一色。酒酣耳热之余，大家不妨拔剑击筑，争争谁是正统？其实他们都迟了，真正的正统早被一匹"黑马"盗之以去了，这匹黑马就是大谈新儒家的徐复观！他说："不谈文化则已，一谈文化便应该谈统。我并且希望有些人出来断然以道统自任。"（《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当大家正在找镜子的时候，徐复观已飞奔道统的宝座，赶过熊十力，推开钱宾四，哄走牟宗三，自己不沐而冠起来了！
这就是传统派今天的现形记，也是他们病历的最新报告。
徐复观不驾崩，他们的好戏还有得瞧呢！
以上所讨论的，只是病名和病历，如果真要给他们看看病，我们必须探讨病原，找出他们生病的原因。这些原因可分四项来说：
第一个原因是"泛祖宗主义"。俗话说"穷极呼天，痛极喊娘"。无知的人们遇到困难，左冲右撞，还是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逆退"（regression）心理，退到穿开裆裤的时代，拿出吃奶的力气，喊凡声妈。因为在孩童时期每一叫妈，问题就有人代为解决了，所以总觉得叫妈很灵，所以总想叫妈。但叫妈是个人的事，对一个民族而言，人人叫妈成何体统？于是聪明人想出一个好办法——叫孔夫子！这真是一大发明！因为这样一来，天下大事就好办了，孔子是我们"泛祖宗主义"的焦点，是我们全民族的"父亲意像"（fatherimage），也是我们的弥赛亚。不幸的是，在三百年来欧风美雨的吹打下，我们的弥赛亚不但不灵，反倒误了我们——我们想占祖宗的便宜，结果反倒吃了大亏。
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petri－faction）。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
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revivalism）；在他们所过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futurism），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俱、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励、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儿丢开。
他们的通病在于不明了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壁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部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相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丑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
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大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的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
可是，事实上，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瘴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俏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盂学报》写篇"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要气得去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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