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心没肺的蒲小元还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拆开那幅挂历，引得同事“哇哇”乱叫。挂历上是港台明星泳装照。在那个年代，泳装给人的感觉比今天的裸体还刺激，“哇”是必然的。这个“哇”声刺激着王天容，她差点就过去训斥蒲小元，费了很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
王天容强迫自己承认：年轻人没有错，错在实力，错在自己领导无方。
当时的能源集团刚刚脱贫。通过电力价格浮动制，占能源集团同时也是市政府能源办之利，王天容刚刚从这些浮动价差当中提取到一点管理费，勉强维持工资及办公费用，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要想像程思涌一样从香港订做专门的精美挂历是不可能的。
王天容现在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可是正因为缺钱，她就又发现什么都缺。她也知道程思涌那里钱用不完，并且她也知道程思涌的钱是从银行贷款得来的，她甚至打听到程思涌从银行贷款的诀窍，但是她学不来，因为她这个能源集团虽然“级别”跟石化集团一样，甚至市委、市政府还更重视一些，但是她并没有什么资产，既然没有资产，那么连包装的主体都不存在，又怎么学？
王天容感到了一种压力。
王天容现在面临两个任务：第一，是解决临港市严重缺电的状况；第二要让能源集团迅速壮大。
通过实行电价浮动和鼓励社会资金办电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用电紧张的局面，但是离真正满足这个新兴城市的用电需求，还相差甚远。特别是临港市的经济发展相当快，每年都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增长，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电力供需之间的矛盾，必须建设大电站，而建设大电站就必须要有大投资。
王天容是内行，知道这个“大投资”到底有多大。不要说建设大电站了，就是新建一家十万千瓦装机容量的中小规模的电厂，总投资也要好几个亿。莫不说当时的临港市政府没有这笔钱，就是有，从当时奉行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出发，估计也不会拿来投资电厂，因为同样数量的人民币如果用来开办一般的工商项目，可以办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况且当时临港市的缺电情况远远不是一两个十万千瓦装机容量的发电厂能够解决的。所以，王天容当时面临的实际困境是：既要快跑，又不给吃草。
其实，不仅王天容压力大，樊大章也感到压力大，因为电力供应不足是影响全局的事情，解决不好，无论什么理由，他都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于是有一段时间，樊大章开始怀疑起王天容的能力来。他甚至想，如果当初是安排程思涌来担任能源集团的董事长，凭他那种冲劲，没准临港市的电力状况会比现在好一些。樊大章这时候忽然发现，作为一把手，是不是精通本专业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冲劲，像程思涌那样有冲劲，甚至包括好大喜功和张扬的性格。在非正常状况下，冲劲和性格似乎比科学和理性更重要。比如当初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如果按照科学和理性去认真计算，怎么算都会是全军覆没，但是刘、邓有冲劲，及时提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最后还真的冲进了大别山。
樊大章这样想了，就说明他对王天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或者说他对于女人是不是适应这种需要冲击力的工作产生了怀疑。但是，王天容的表现很快让樊大章消除了这种疑虑。
关键时刻，王天容社科院的背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就在樊大章对王天容的能力产生怀疑的时候，王天容已经向社科院这个关系网发出了一个咨询信号：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怎么能建设一个大型的发电厂？
这个咨询听起来简直是逻辑混乱，没有钱怎么能建设发电厂？
同样，王天容在询问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把握。她当时是抱着“有鱼没鱼撒一网”的心态，广泛撒网，不仅向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本部撒网，而且还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这样的单位撒网，甚至把网直接撒到国务院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因为这些单位都有“社科派”。反正是熟人，反正也不用花咨询费，碰碰运气也好。
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至少还没有普及电子邮件。为了抢速度，王天容是用电话加传真发布这个询问的。本来是不抱多大希望的，但是很快，人大经济系那边就传来了一个消息：一九八四年土耳其总理厄扎尔曾经提出过一个没有钱建设电厂的设想，就是由发达国家出钱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电厂，发出来的电就地卖给第三世界国家，一定期限之后，比如说卖电力的钱足以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且取得一定的利润之后，再将电厂无偿地移交给第三世界国家。这种“建设——运营——移交”的方式简称为“BOT”。但这仅仅是一个设想，当初土耳其总理虽然提出来了，可是最后并没有运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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