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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那年，我被放到外公外婆家寄养。我的父亲高中毕业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虽然他的高考成绩很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上清华也没问题，但他选择了参军，因为在部队里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他先后在不同的地方服役，最后被调到上海东海舰队后勤部，母亲带着比我大五岁的姐姐到上海先和父亲团聚；我因年幼被留在老家，那时，我的爷爷奶奶已经过世。
外公外婆的家在一座深山里。我一直不知道那山叫什么名字，而且似乎也不在乎它的名字。我后来问过家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是一座绵延不绝的山脉，盘山公路蜿蜒陡峭，常有险峻之处令人摒息。途中会经过南山水库，景色秀美。外婆的家便在这座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名叫石头岭村。
那个村子非常小，小到大概只有不到10户人家。它在一个开阔的山坳里，从外婆家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山和梯田。紧挨着村子底下有一个池塘，是全村人洗米、洗衣服、洗马桶，甚至夏天游泳的地方。小时候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看日落，我会趴在小表舅房间的窗口呆呆地看着夕阳在远处的山峰一点一点地沉下去，直至全无——天忽然就黑了，炊烟升起了。
我的童年记忆是从石头岭村开始的。那时，四姨、小姨还没出嫁，舅舅也还没对象。家里就我一个外孙女，自然是跟外公外婆一起睡。印象中外公外婆的房间黑极了，似乎没有窗户。有一天晚上，我肩胛痒痒，就在被窝里向外公发号施令，但他挠的不对，我不满地嚷着说：“角角岭啦，角角岭啦！”
角角岭是离外婆家不远的一个小山脊的名字——似乎也不是正式的名字，只是一个俗称。从汽车站往外婆家走的路上，爬上那个山脊，就能远远地看到外婆的房子了。上坡下坡都非常陡峭。我记得后来长大回老家探亲，有一次是我姐骑车带我下坡，我吓得魂飞胆破，心立刻从嗓子眼里飞了出去，几乎要魂魄分离。我和我姐的性格是两个极端：她的胆子贼大，我的贼小。
我不知道怎么突然冒出来“角角岭”这个叫法，可能是肩胛的那个曲度让我联想到它。总之，村里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对外公颐指气使挠“角角岭”的事。后来我每次回老家，村里长辈总少不了嘲笑我小时候在外公外婆家的蛮横无理。
我那时确实是有些蛮横无理的。我特别粘外婆，我要求她做什么事都要带着我：去地里干活带着我，挑井水带着我，外出买东西要带着我……有一天外婆在我睡午睡的时候没有叫醒我，私自去上面的一个乡里买了米。我醒来得知后，大发脾气，要她再带着我去买一遍。外婆被缠得实在没办法，只好空着手带我走了一遍，我心满意足了。
我后来常常自责小时候对外婆太不讲理。不知是缺少安全感的表现，还是对愈亲的人愈会无理要求？
我出生的时候“文革”还有两年才会结束，但我对那个年代没有任何记忆。那时整个中国是贫穷的，农村就更穷了。但是我的童年记忆并没有太多的饥饿。外婆常常能从地里拿回家吃的东西：红薯、花生、玉米、萝卜，不一而足，还有各种蔬菜。外婆还自己养鸡养鸭。外公是木匠，农活基本上由外婆一个人做。那时的外婆精力充沛。记得有一次我背着小竹筐跟着外婆去采茶叶，生产队里的其他组员都夸我采得好，外婆很高兴，也在别人面前夸我，其实我是在那瞎采，但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六岁那年，我回到上海父母身边去上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适应，每天都想念着外公外婆和石头岭村。或许是从农村到大城市的巨大环境变化，或许是父母在童年时期的缺失，我一下子变得内向敏感孤僻自卑起来，和父母的关系也处得不好。每当我感到被冷落，被伤害，伤心自艾时，我便提笔给外公外婆写信。这些信并没有寄出。外婆也并不识字。
我总是盼着放假，因为一放假就可以回外婆家了。那时从上海到石头岭村，要先坐八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再转长途汽车，中间还要再倒车，差不多要花一天的时间。那时的汽车车顶上有一个行李架，行李都放在上面，用绳子捆绑着，开进汽车站后，有人站到高台上把行李一件一件扔下来。我是那样喜欢回老家的旅程，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的理想是当列车员，为此我还在日记本里贴了一个橡皮泥的铁路徽标。
一直到上高中，只要没有意外，我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回外婆家。过年更是雷打不动的行程。我喜欢在老家过年的气氛。那时冬天还经常下大雪。一大家子三代十多口人聚到一起非常热闹。外婆会给我们这些小辈们准备崭新的压岁钱。记得早年是几角，后来经济条件好了变成几块。初一早上起来，外面是一片银装素裹，外婆已经准备好用蜜枣、白糖泡的甜水，是吉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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